周武王封比干墓铜盘铭，是见诸比干庙最早的文字：“左林右泉，前冈后道。万世之灵，于焉是保（“保”通“宝”）。”它以颇为简洁的语句描绘了比干庙所在周边环境，这不仅是万世灵秀之地，也是一块物华天宝之地。元人张淑评价：“辞旨简远，笔法端严，信乎三代之文也！”王公悦任元代卫辉路府学正时，见比干庙诸多碑刻中“独阙斯文，遂模《汝州法帖》所镌三代金石遗刻，勒诸丽石”，移植于比干庙内。张淑将王公悦此举誉为“珠还合浦”，功德无量。它不仅为我国金石史研究上古碑铭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是比干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件盛事。这通短碑现存于比干庙碑廊。
孔子过卫，道经古牧野，车坏，问弟子，始知至比干墓葬之地。孔子随弃车步行之比干墓，慨称“仁人之墓”而拜之，并剑刻“殷比干莫（“莫”通“墓”）”四字流传至今。孔子所题墓碑堪为比干庙的镇庙之宝，因为纵观天下，未曾见过何处有孔子留下的笔迹，即使曲阜“三孔”也未曾见孔子“片纸只字”。“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这段话出自《论语.微子》,说的是商纣王残暴无道,微子是商纣王的庶兄,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在屡次劝谏不被接受的情形下,一个选择了离开，一个装疯为奴；比干是商朝的王族,担任太师辅助商纣王,最后因强谏商纣王,被剖心而死。孔子认为他们三人虽然选择的道路不同、结局不同,但都是为国为民,所以这三个人是商朝末年的三位仁人。比干墓前的这尊剑刻碑，许多人怀疑，别处均无，为何此处独有?乾隆皇帝到此一锤定音，在碑的上端再加上自己的碑刻“宣圣真笔”，万岁定论，看谁还敢否认！关于孔子剑刻碑演绎的无知秀才在“莫”下加“土”，旋遭雷击，言孔子乃以大地为土，故事离奇，使人对孔子、比干更加遵崇。
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治家、改革家，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开明君主。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建树卓越，这与他虚怀若谷、善纳谏言的主*理念有关。《吊殷比干文》碑便是一个例证。《魏书﹒高祖纪》云：“甲申，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这是一篇典型的悼古伤贤之作，他称纣王残害忠良的行径是“慨狂后之猖秽”，痛加鞭笞，同时又对比干“谏而烬躯”的无畏举止热情讴歌，赞美其“宁溘死而不移”的高风亮节。在他眼里，比干的精*与太阳融为一体，光华四射——“凝精魄于旋曦”。尤其是那句“呜呼介士，胡不我臣”，全然道出了这位奋发有为的封建统治者求贤似渴的心声。孝文帝赐建比干庙，碑刻是继孔子剑刻碑第三篇痛悼比干的文字，就其碑刻艺术价值而言，在比干庙众多碑刻中堪称上乘。
度赞许，读来振聋发聩、撼人心魄。比干庙二门匾额及楹联，横额“谏臣极则”四字，多以为晋阳崔承灏所题，而顾燮光《河朔访古新录》卷一《汲县》：“墓前为祠，清纯庙书‘谏臣极则’四字额。后殿三楹，规制宏敞，像作古衣冠，塑术精美。”却认为是乾隆所书。其联语化自明朝连汉鹏《吊殷太师》碑，原句“丹心炳炳昭行岳，正气堂堂壮卫川”。“谏臣极则”，“极则”，明王守仁《大学问》：“曰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极则乃最高准则，言比干是谏臣的榜样，为谏臣树立了最高典范。“犯颜直谏丹行炳炳昭太岳，杀身成仁正气堂堂壮卫川”，联意即：敢于冒犯皇上威严直言相劝的丹心品行和为正义而牺牲生命的凛然正气，光耀气壮卫地山河。楹联将比干无私无畏直谏、视死如归献身国家的崇高形象展现的淋漓尽致，气魄宏伟，使人望之不禁肃然起敬。
比干墓前“日月丹心”石牌坊为光绪甲申冬仲（年12月）重建，联语为时卫辉府总监陆襄钺所撰。“孤忠心不死，故社柏犹存”：忠臣独有，心永不死，故土翠柏，青翠长存，与石牌坊上“日月丹心”形雕交相辉映，标志着比干忠心和精神如日月同辉、光照千古。石牌坊并不高大，与前面的大殿和后面高大的比干墓相距太过贴近，显得不是很协调，但寓意深远，这种形象直观的表现形式，在古代石牌坊的造型中实属罕见此后庙内诸多建筑不乏优秀楹联之作，只是多为今人手笔，因有心存追古执念，恕不收入，或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