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吸收、融合其他理论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我国本土的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古代的*治、经济、哲学、文学、天文、历算、医学、地理、物理、化学，以及民俗、艺术等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写的一部道教史著作。全书分为八章，对道教的学术渊源，道教的建立、成长、扩张和演变，道教的流派、人物与经典，帝王与道教的关系，以及道教的研究情况等，作了简练系统的叙述。书末还附有道教资料和《道藏》介绍，可资参考。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年初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年4月1日
引言
凡言中国文化学术或哲学思想史者，虽皆相提并称儒、释、道三家之学为其主流，而读历来著述及近今撰作，有关道家学术，大抵仅及于老、列、庄诸子书之思想范围，未能周罗道家学术之全貌，深引为憾。近年以来，欲就研究之心得，笔之于书之心颇切，然初步构思其系统，牵涉过广，既恐学力有所未逮，又虑见诸文字，须积数年之功，累百余万言之力方能蒇事。因循延宕，终无所成。今于溽暑中仓促完成斯稿，实不免有敷衍塞责之处，至为悚栗。
清儒纪晓岚谓道家为“综罗百代，博大精微”，信为笃论，然其所言曰道家，实无涉于道教也。盖自两汉以后，道家一变而集于道教，亦正因其“综罗博大”之故，不免流于“杂乱怪诞，支离破碎”之弊。故言道教学术与其原本道家异同变易之关键，诚不易于缜密分疏。今就所述立言大意，稍加提要，俾知其未尽诸端，尚有待于他日之补苴。
本文共分为八章，皆以道教发展史为中心。因欲说明道教学术之本原，故首先简述周、秦以前儒道等学并不分家之要点。其次，略述周末学术分家，神仙方伎与老、庄等道家思想混合，为汉末以来道教成长之原因。复次，引述魏、晋、南北朝以后至于现代道教之发展，及与道家不可或分之微妙关系。虽其内容本质，原为不一不异，但道家与道教学术思想之方向，毕竟有其严整之界限。唯因包罗牵涉太广，不能尽作详论，但择其大要，及其演变过程之一鳞片爪，俾读者藉此可以窥见概略，并以提供研完者知所入手，抑亦由此而了解秉中国文化创立之道教为何事而已。至于道教与道家学术内容，以及旁门左道等流派演变，有关于中国社会问题者，皆未及言。挂一漏万，有待他日专书之补充。至于末章述及现代在台湾道教会及海内外道教活动之资料，统由赵家焯先生所供给，并此以志谢忱。
道教学术思想的文化渊源
道教立教的过程
道教为根据中国固有文化所创设之宗教，其立教的过程，追溯历史约可划分为十个演变时期。
(一)中国上古文化一统于“道”。乃原始观察自然的基本科学，与信仰天人一贯的宗教哲学混合时期。约当公元前四、五千年，中国上古史所称的三皇五帝，以至*帝轩辕氏的阶段，为道教学术思想之远古渊源所本。
(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开始发达，从此建立民族文化具体的规模；而以*治教化互为体用，是君道师道合一不分的时期。约当公元前二千二、三百年开始，即唐尧、虞舜、夏禹三代，为道教学术思想的胚胎阶段。
(三)儒、道本不分家，天人、*神等宗教哲学思想萌芽的时期。约当公元前一千七、八百年开始，白商汤至西周间，为道教学术思想的充实阶段。
(四)儒、道渐次分家，诸子百家的学说门庭分立，正逢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约当公元前七百余年开始，是儒家与道家各立门户，后世道教与道家学术思想开始分野的阶段。
(五)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从繁入简，分而又合。神仙方士思想乘时兴起，配合顺天应人的天人信仰，帝王*权与天命攸关的思想大为鼎盛时期。约当公元前二百余年开始，自秦、汉以至汉末、三国期间，为道教学术思想的孕育阶段。
(六)汉末、魏、晋时期，神仙方士学术与道教宗教思想合流，约当公元一百余年开始，为道教的建立时期。
(七)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输入，促使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遂欲建立自己的宗教，藉以抗拒外来的文化思想，约当公元二百年开始，为促成道教的成长时期。
(八)唐代开国，正式宣布道教为李唐时代的国教，约当公元六百年间开始，是为道教的扩张时期。
(九)宋代以后，历元、明、清三朝，约当公元九百年间开始，为道教的演变时期。
(十)二十世纪的现在，道教实已衰落之极，五百年而有王者兴，道教前途命运的兴衰，将视中国文化儒、释、道的三大主流是否真正合一，以及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情形而定。在未来的世纪中，或许会另外形成一光芒四射的人类宗教亦未可知，于此唯有期诸来哲。
道教学术思想的渊源
综观人类各民族文化与文明的起源，其初大半是从观察自然，认识宇宙事物的表面现象；由于对庶物的信仰崇拜，而建立人文的哲学思想，更进而确定精神文明的基础，诸如此类，几已成为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共通原则。但在世界所有各种民族中，唯有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应当另作别论。我们从相传的古籍，与现在新获得的历史资料，可知上古的中华民族，一开始即孕育出良好的原始科学、哲学与宗教合一的文明；时间经历五千余年，空间纵横一万公里，直至二十世纪，与现代所谓科学时代的宗教、哲学相接触，吾人所能夸耀传统，温故而知新的，仍须仰仗上古以来列祖列宗所遗留的智慧结晶。无论现代有些中国人如何鄙弃自家故物，终有一日会翻然觉醒，开启自己的宝藏，并扩而充之，与世界各国民族共同互助研究，进于天下太平的局面。
列举世界科学发展的资料而言，诸如天文、数学、化学、物理等，无可否认的，应推中华民族发明得最早，历史最悠久。从现代人的观念而言，所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刚有初步科学知识的发现，便立即与宗教、哲学互相混杂不分，故难与现代科学互争长短。至少在过去的事实是如此，当然，对未来尚不敢置喙，但因此也可以了解此种文化风格，正是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所在。
一、*帝先后时期学术思想的初步规模
由天文学说的建立，发展为人文学术的初步雏形：
(一)从应用科学而言：以北斗七星来确定天体运行，与地球磁场的关系，并发明指南车。从日月行度、天文数字建立九章历算的先期数学。
(二)从理论科学而言：
(1)以八卦、五行之说，归纳统摄万象，作为天地宇宙、人事、物理抽象理论的法则。
(2)辨别日月行度，初步划分星、辰为二十八宿，以定历法，作为配合以农立国所需实用气象学的张本。
(3)从效法天文、地理、物理的运动法则，创始生理、心理的无疾而先养生的学说，并为有病而求医药的医理学之根据。更由此而建立医药方伎的一砭、二针、三灸、四汤药；外加精神治疗与心理治疗的祝由、巫觋等方法。
(三)人文思想的发展，认识天地、神*、以及万物，皆一体同根，即所谓“道”的本原。
天的观念有二：(1)物理的天体，认识苍苍者之为天。(2)形而上理念境界的精神之天，是合物理之天，与精神境界之天而为一，乃后世道教天道观念的依据。
神的观念：从天之垂象所示，可与天地上下交通而谓之“神”，故“神”字从示从申。天有天的神，人有人的神，万物有万物的神，是为后世道教神道观念的根本。
*的观念：从而下堕即为*。*者归也，故“*”字从田而下行，凡神散归于地称谓“*”，为后世道教*道观念的滥觞。
人的观念：人秉天命而生，人的生命即天命，与天地*神上下通者即为神。散归于地，不能上下通者便为*。天地、神*皆以人为中心。
道的观念：能生万物而非万物之所生，能使神而神、*而*的即是道，归结来说：(1)形而上的全能本体谓之“道”。(2)形而下的事物法则亦谓之“道”。上古文化思想，以“道”之一字，上下交通，联系形上、形下的全环。后世道家与道教即渊源“道”字的观念而加以扩充，统摄天地、*神、物理、与人生的共通原则而立教。
故言道家或道教，都通称之谓“*老之术”。其实，所谓*帝的学术，并无专书可考，只如司马迁所说：“*帝者，学者之共术也。”所谓“共术”，就是指中国文化的渊源，都裁定从*帝时期开始，所以称*帝的学术，即是代表中国文化原始渊源的总括概念而已。后世道教称*帝学道于广成子，所谓“广成”这名号，有集其大成的意义。据此简要，大概就可了然中华民族在上古文化学术的渊源了。
二、三代(尧、舜、禹)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规模
读《尚书》翻开《尧典》，除了认识儒、道两家所称“先王”或“先圣”的*治哲学思想，皆秉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精神之外，《尧典》所载帝尧为*的首先要务，就是“治历以明时”。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乃是建立一个天人之间，互相关联的天道观念，确定天文与历法的重要，以为顺天应人的*治基础。《舜典》所载帝舜就职的第一要务，便是继承帝尧未竟的事业，以积极发展天文的研究，所谓“在璿玑，玉衡，以齐七*。”因此进而建立对天地，山川、神祇的尊敬，焚柴举燎，封禅四岳，从此建立天人关系的类似宗教信仰。同时在人文方面，定器物，制律、度、量、衡，作刑法以辅助*治教化的不足。及至大禹时代，社会文明渐趋进步，人心思想也愈趋复杂。所以在舜、禹禅让授受之际，即有如《大禹谟》所载：“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等告诫的记述。由此而知，三代文化自确定天、神、人三位一体的思想以后，后世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与道家人神同体的观念，以及道教的敬天、事神等宗教仪式的建立，都是基于中国上古三代文明而出发，若加以神格化，便形成为宗教思想，如加以人格化，便成中国的人文哲学，而且因此亦可了解中国文化何以特别注重人生哲学的根本原因之所自来。
三、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演变
自大禹以后，所称夏代的文明，由大禹治水，“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开始，继尧、舜时代以天文为为*治世的要务，渐已趋向发挥地理，物理的效用，而成为*治世的当务之急，对于山川形势的重视，已经超过天文观念的*治阶段。同时氏族世系与宗法社会的传统观念，也从此奠定基础。但毕竟还是朴实无华的古代文明状态，所以史称夏代的文化，为“尚忠”的阶段。“尚忠”就是朴实质直，简单诚笃的人文形态。但到商汤以后，虽仍承继三代以来的天、地、人的文化传统思想，却变为特别注重天神、*神的信仰，类似后世所谓的“神道设教”思想，用以辅助*治的不足，故史家称殷商的历史精神，即为有名的“尚*”阶段。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思想，大抵是以夏、商文化思想为其主要的渊源。汉代以后，道教宗教部分天、人、神、*思想的建立，也是远承夏、商文化思想的源流。因在夏、商历史文明的过程中，已从尧、舜以来朴实的天文知识，渐次演变为理论的天文思想，从此建立抽象的天文数学符号，所谓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及干支排比的甲子、乙丑……等六十花甲；更有五行、八卦，与干支配合，附以天神的观念与名称，用来解释人事、物理等各种理论的法则，充满神秘的宗教意味，成为后来道家与道教所有学术思想的滥觞。周朝建国，对于上古以来的*治体制，礼乐教化等所有思想制度，一律加以整理与变革，文王、武王、周公父子兄弟三人，综罗上古文化思想，归纳成为一贯，极力建立以人为本位，由人而上通天文、下及地理、旁通物理的人文文化体系；《周易》的文言、象辞、爻辞等，即为周代文化思想最高原理的总汇，所以孔子推论三代以来的文明，特别赞许周代文明，为“郁郁乎文哉”!后世儒家思想学说之所以如此演进，受其影响至深。虽然如此，但称为文化思想的最高理则，仍然归纳谓之“道”，是以当时的“道”，并无门墙的纷争，亦无派别的树立。
四、周穆王西征与神仙故事的起源
周代文化思想，虽承接夏、商以来的传统，但已经过一番综合修正，所以特别注重人文文化，极力向作之君、作之师*教合一的途径努力，意欲达成以王道为*的标准。故除分封诸侯、建国自治以外，统领天下*权的周室天子，只想作到顺天应人，垂拱无为而治的君临天下。因此建“明堂”以示人文教化的规范，尊“宗庙”、祀“社稷”、重“封禅”以祀天而示天子的职责，表示只是上承天命，下临百姓，肩负沟通天人意志的责任而已。这种思想，在原则上，至少在武王姬发革命建国以来，一直影响西周达三、四百年之久，其间已经摆脱夏、商以来信仰神天的统，步入以人文文化为中心的良好规模。倘若真正了解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传统，便可知周代的思想，尽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道家的天下。而在西周初期的一、二百年间，也的确能达到极近升平世界的局面。然而人类的思想和欲望的追求，始终不能安于现实就得满足，或因变乱动荡而求解脱，或因天下太平而追寻高远，这是必然的趋势。周代虽经文化思想和*治的革命，力求摆脱*神的崇拜，但人生问题，毕竟是个大谜，所以玄秘之学，仍然可与人文思想并存而不悖，尤其在已极人间富贵之后，纵使百无所求，然而对于渺茫难凭的寿命，谁又不想力求把握?于是养生之说与求长生不老之方的思想，以及玄秘之学，自然奔流竞逐，仍旧隐约流行于各阶层社会之间，故在西周中叶，便有穆王求道的说发生。《穆天子外传》所称穆王有八骏之马，可以日行万里，西至昆仑之巅而会见西池王母的传说，虽然后世学者多半疑作是伪造的文章,视为不经之谈。但衡之以情理，当归之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流传故事，要是一笔抹煞，未免有欠考虑。《竹书纪年》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见西王母，其年王母来朝，宾昭宫，似乎亦非凭空捏造，唯所谓王母也者，究竟是神或是人，事当另需研究。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昔日的事实，没有被列入当时经史之内!为了针对一般人喜欢引用证据，不肯透视内情的态度，不若以“多闻阙疑”、归档存查的方法来处理，较为公允。然或多或少，已由此可以察见西周文化中早已存有道家的神仙思想，应无疑问。换言之，由道家的思想，一变而为后来的道教思想，在周穆王时期，已经见其端倪。
第三节道教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神仙方士
到了东周平王之世，王*不纲，原始封建*治的观念早已有所变动，诸侯渐竞霸业，时代趋势促使才智之士的思想奔放，形成文化思想的再度变革，致使传统一贯的道统分家。于是百家竞起，有的挟学术思想以游说诸侯，博取领导与权位；有的以讲授生徒，影响社会，造成风气，因此形成自春秋、战国以至秦、汉初期，达三、四百年之久的学术自由风气。其间最著名的：后世所称道家的代表人物，及有著述的，如老子、列子、庄子、杨朱等；所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孔子、曾参、子思、孟子、荀子等，各有著述。他如以墨翟为中心代表的墨家；以孙子、吴起等辈为代表的兵家；以驺衍之流为代表的阴阳家；以申不害、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以惠施、公孙龙之俦为代表的名家；擅长纵横捭阖、钩距长短之术的以*谷子为标榜，如苏秦、仪等辈，也都能独树一帜，各执牛耳，而称为纵横家；甚之农、工、商、学、杂说等，亦皆有专长学说可以名家。犹如现代的学术分科，都可以专精一门而得博士以名家相类似。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实际就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中道家一贯的分脉，司马迁著《史记》，自称祖述太史公的思想，以道家为主，应是指传统文化中儒、道并不分家的道家，但取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而已，其最明显而被后世人们所忽略的证据，在他所著述的《史记》的体例中可以见到，即他独以孔子传记列为世家，却将老、庄、申、韩合并作为列传，并对这四个人的生平，也只略记大意而已。后世的道家与道教，虽然推尊老、列、庄三子为教主，为真人，实际上，它是综罗了上古与三代文化思想，统摄周、秦以来的道家、墨家、阴阳家、兵家、杂家、医药、方伎等诸子百家之学，融合成为一个宗教而又异乎一般宗教的道教，可谓大有类同司马迁推崇统道学的精神。
当春秋、战国期间，向来传统一贯的道学，已演变成各主所见、各立门户的情况，从此独树一帜以学术名家的风气得以开展。在高谈理论的各家学派之外，其专门从事天文、地理、医药、养生等的科学研究者，便在诸子百家以外，与杂家会合，自成流派。但在古代轻视自然科学的技术观念之下，一律受到鄙视，而名之谓“方伎之士”。其实，这类方伎之士，便是后世神仙思想的渊源，也就是后来道教中心思想的精粹。此辈以中国原始科学家见称的方伎之士，有的从研究宇宙人生问题着手，认为一个人可以用各种修炼方法，修到长生不老而变成神仙，最后进而与天地同休、日月同寿的境界，此等观念，便在北方燕、齐各国朝野之间，普遍流行。如齐威宣王与燕昭王，都有受到这种学说的影响，而使人入海远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之举，这些都是有史可征的先期神仙事实。有的如齐人驺衍，以阴阳五行的学说，研究天文，倡海内有九洲之说，被人视为迂怪不经。又有燕人羡门之属，主以方术修炼金石，服之便成为神仙，使形销尸解，可以依比于*神的伎术，也都未能被当时社会所肯信，因此后来燕、齐之士，亦极少有能尽其术的。大凡初期从事科学的研究者，必受世人的嗤笑与轻视，亦为古今中外一例的事实。然而当时流行于南方的玄秘思想，如列子、庄子等人，所提出的神人、真人、仙人的人格升华而成神化的学说，实早已受到方士神仙思想的影响。但在北方的方士道家，比较偏重丹药养生；南方的道家，却以精神超脱、养生适性为主；至于两者合流的神仙方术，实在秦、汉之后，故若推论道家神仙方士的学术，渐次演变为后世道教的雏形，当以周代中叶为合理的肇始时期。
一、秦汉时期的道家与神仙
到了秦始皇嬴*统一中国，不但在*治形态上一变周代以来的旧制，废封建、置郡县；在学术思想上，也力求统一，致使诸子百家学说，一齐都被扼杀，更谈不上有新的发展。但人生毕竟是渺茫难凭，虽然富有四海，威加宇内，但一遇到生前身后的问题，不免就有四顾彷徨之感，因此始皇除了倾心上古帝王的“封禅”想要藉此上祈天神的庇护，而又以此傲视天下以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除此自我陶醉作为精神自慰之外，只有乞灵于方士神仙之说，以求长生不死之方了。他从方士卢生的建议兴筑咸阳宫，要想以行动隐秘以求神仙真人的降临。又选派徐市(福)携五百童男童女入海以求丹药，也是受方士的蒙蔽，终至身死沙丘，一无所获。但由此可见在秦始皇的时期，神仙方士等流派，并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依然甚为活跃。卜筮、方伎、医药等述，并未置于禁例，因此种下汉代阴阳术数，神仙道士发展的根源。
二、汉初内用*老的文景之治
汉初，人们历经战国以来三、四百年长期战争的变乱局面，以及秦始皇时代严刑峻法的统治，社会人心所殷切期望的，就是早日达到安居乐业的升平世界。所以集汉高祖刘邦的豁达、萧何等人的深通世故，与借鉴往日从*的经验，便将*治风气一变而以宽柔为怀，这在基本观念上，已经吻合于道家思想的*、老无为而治的学说。再到汉文帝执*阶段，内有宫廷的变乱，外有强臣宿将，与兄弟诸王的虎视眈眈，正是危机四伏，随时有叛乱爆发的可能。而社会人心，厌战已极，此时此世，内外任何因素，都不适于施用刚猛的*策，因此便从其母后与曹参的主，采用*、老的阴柔措施，这对后来汉代三、四百年间道家思想的成长，实为最有力的促成因素。可是曹参等人之*、老学说，乃受教于盖公，盖公所传老子之学思想的内容，究竟是否完全与老子的观念相符，实在大有问题。总之，汉初文、景时代内用*、老的*治作风，是以无为而治为外表，以“用弱”“用反”的阴柔手段为权谋，就因为其*治策略与实施方针是以*、老相标榜，故影响所及，造成一般社会也崇尚道家学说的风气，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至武帝执*时代，便有所革新，由道家哲学思想的运用，转为积极追求神仙的事实，如推究其原因，诚非无中生有而来。
三、汉武帝与神仙方士
汉初承文、景两个朝代以来的休养生息，朝野安定，国家经济财*从表面看来，已甚富庶。武帝英年挺发，要想建功边陲，洗刷自汉高祖以来的外侮耻辱，自然对柔弱为用的*治策略不满。他首先变更祖宗传统的思想，以奠定其领导的方针，自然而然就走上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的路线。但汉初以来至武帝时代的儒生，上焉者，专以传经训诂，考据典故，疏释经文为事；下焉者，但借孔、孟以来的儒学相号召，专门从事功名的竞逐，已非孔、孟原来儒家师道的真面目。这在开国不久，如蒯通等人的思想行谊上，已经表现得极其明显。一到武帝时代，或以儒学为主，参杂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倡天人之际的新儒家学说，犹如董仲舒之流。或以因应人情，阿附人生，极尽乡愿作风，以乱儒家礼法的儒术为尚，如公孙弘等辈。真能发扬孔孟儒家思想学说，以王道为*为目的，以君师之道自任者，几已绝响。故当时的文化思想，虽一尊孔子，其实，道家思想仍然弥漫于朝野上下。武帝晚年，酷好神仙方士之术，并不亚于秦始皇的作风。他在元光二年初祠五畴，尊方士李少君为文成将*，祠奉灶谷道，以从少君所言。拜祠灶神可以致物，然后便可化为丹砂，再变而为*金，成金以后，作为饮食器具，就可以延年益寿。少君还怂恿武帝“封禅”以祠天帝。又常以偶中之言，说动宫廷内外，并且扬言他尝游海上，亲见仙人安期生，服食过仙枣，其大如瓜，使大家认为他已年过数百岁。武帝对他深信不疑，就遣使入海求蓬莱仙岛与仙人安期生之属，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少君得病而死，武帝犹信其为化去而未死，因此影响燕、齐之间，迂怪诞妄之士便多来言神仙之事。武帝后来又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以其能修丹砂炼金，役使*神等法术，又妻以卫长公主，富贵比埒王侯，但终因虚妄荒诞，一无所成而被杀。武帝因酷好神仙方士之术，曾立五祠，建甘泉宫，筑承露盘，修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海中神仙的假想建筑；又因崇信方士之术，致使女巫可以随便进出宫廷，终至淫乱秽闻传达不堪，造成武帝时代有名的“巫蛊”大案，太子因此被迫自杀。神仙方士之术，原为中国古代极有价值的科学基础，但一牵涉入*治，夹以富贵权位欲望，而终致贻祸无穷，若就所谓遗世独立的真人神仙视之，岂不哑然失笑!
总之，道家的神仙方士之术，到汉武帝之世而昌盛，开启后来东汉、魏、晋道家神仙方术思想的基础。再变而有北魏正式道教的形成。但相对的，所有荒谬不经、牵强附会的道术，也因汉武帝时代而发达。以后声势虽然稍歇，却并未全衰，因此以滑稽讽谏见长，调和武帝之间的东方朔，也被后世冠以神仙化身的道号。汲黯曾批评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确为一针见血之言。以此求仙成道，无异缘木求鱼，这不但是他的大病，也是汉代*治上因迷信于神秘之术所导致后果不堪收拾的大缺点。一般中国人传统风俗的祠奉灶神，就是道家天神信仰的遗规，民间每年岁阑，腊月廿三夜送灶神上天的习惯，早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更经汉武帝的提倡，便一直流至今，现代人多半已不知其所从由来了。其余如巫蛊邪术，汉初也已盛行。至如道家的《枕中鸿宝》，与有名的《淮南子》等书，也是武帝时代应运而出的著作。
四、东汉重视图谶开启道教的先声
东汉复国的初期，因光武与他的一班文臣武将，大半出身民间，所以一切作风，都崇尚朴实。而其*治方针，依然因循西汉的“内用*老，外示儒术”，并未大加变动。故东汉以下的风气，虽然不似西汉一般，大闹其道家的神仙方士之事，但其思想范围，仍然不脱西汉儒、道两家的窠臼。由于光武相信图谶，所以影响后来阴阳术数之学与谶纬预言之说大加流行。故东汉以后，学术思想的演变，约由两个不同的方向会归于道教：
(一)由于推崇象数的学者，祖述孔子传易于商瞿的传统，附会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阴阳家学说，而形成为术数的巨流，如焦赣、京房、费长房等人的象数易学，夹辅图谶而普遍流行。再变遂有汉末的卦气、变通、升降、爻辰、纳甲等学互相掺杂。不久，又与佛教传来的印度天象学融会，于天干、地支、二十八宿星象的观念上，又培增神人神兽等名称，而使天人之间，弥漫一片神秘的气氛，成为东汉以后道教学术胎变的依据。
(二)由上古“祝由”巫术、咒语的流行，配合原始象形文字，及会意文字等的“图腾”观念，以与印度婆罗门教、瑜伽教派等流传的咒语、法术共同交流，就变为精炼精神作用，可以影响事物的符篆。以斋醮告天为祈祷天神的仪式；以披发仗剑，画符念咒为神通的妙用，从此深入民间，更由民间反应到上流社会，遂使汉末自桓帝、灵帝以后，朝野上下，笼罩着一片神秘的色彩。因此采纳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幕后人物，如“隐士”与“神仙”之流为中心，加上难以解释之精神作用的符咒，比附于谶纬、“图腾”等学术，即成为汉末、魏、晋以后的道教。
道教的建立
第一节汉末三国时期的道教
道教的初创时期，当推在东汉明帝时代，较为可靠。以后历汉末、三国、魏、晋各朝，随时均有发展。直至北魏时代，才为正式定型的时期。
一、诸山道士时期
当汉明帝时代，佛教已有开始传入中国的迹象，五岳诸山道士，由于宗教心理的驱使，奋然群起，欲与佛教一较长短；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西岳道士刘正念，北岳道士桓文度，东岳道士焦德心，嵩岳道士吕惠通，诸山道士费叔才、祁文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上表奏称与佛教较法之事，见载于佛道论，事非纯出虚构。由此可知秦、汉以来的方士，到东汉以后，已经渐有道士之称，他们隐居在各地名山大泽，修炼仙道，《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谓：“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其形甚癯。”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建立成为一大宗教，却因受到外来宗教的刺激，已隐然生起抗拒的运动。
二、张道陵的创教时期
到汉末桓帝、灵帝时代，有沛国人张道陵(初名陵)，本是太学诸生，博通五经，及其晚年，忽然感叹读书无益于年命之事，遂学长生之道，自称得*帝九鼎丹法，因无资财合药，闻蜀人纯厚，易于教化，乃与弟子入蜀，居鹄鸣山中，著作道书二十四篇。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称其为“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学者，出五斗米，故世称米贼。”后世又称其为“五斗米道”。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到了张鲁行道的时期，已经据有东川，掌握实际的地方行*权，设官置吏，皆以*神之道命名，俨然为一路诸侯，而执掌*教合一的实权，对于四川*局，有举足轻重之势，实为中国历史上施行地方宗教*治的第一人。
《三国志·张鲁传》云：
鲁遂据汉中，以*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后来张氏子孙，又迁居于江西龙虎山，自宋元以后，历代封号尊之为天师，与山东曲阜孔氏世家媲美千古，诚为异数。所谓张道陵的创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且其志有限，他最初的动机，也只为身家而谋，并非具有远大眼光的宗教家。
三、魏伯阳的弘扬神仙学术
由于春秋、战国以来的神仙方士之术，与老子、庄子的玄学，以及阴阳术数与《周易》的学术，出此人彼，互为矛盾。至于东汉期间，便有吴人魏伯阳，认为《周易》及老、庄之学，与修炼丹药而成神仙的方术，原理互通，彼此原为一贯，乃援《周易》、老庄、神仙丹道三种学问，融合贯通而著《参同契》一书，以说明修炼神仙方术的不易原则，而使丹道修炼方法，成为有体系、有科学基础的哲学理论。于是神仙丹道之学，由此大行，《参同契》一书，也成为千古丹经鼻祖，后世道教与神仙家，尊崇魏伯阳为“火龙真人”。其所著书，诚为中国科学与哲学的不朽巨著，也为后来道教奠定中心思想的基石。
四、*巾张角
汉末灵帝中平元年，巨鹿人张角，号称事*、老之术，以妖言惑众，遣弟子散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设立三十六方。所谓方者，犹如汉代*制的大将*。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师，欲图谋反。事败，张角即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衣著*巾的标志，角自称“天公将*”，其弟宝称“地公将*”，梁称“人公将*”，由此而天下大乱。类此以道术惑众，如后世宋元之间的白莲教、清末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凡借用宗教之名相号召，阴图*治的运动者，应当引为殷鉴。
五、汉末著名的道士
以上引据的事，皆为北魏时代扩张道教最为有力的先声，如张道陵、魏伯阳等道术，后来成为道教正一派的符篆，与正统神仙丹道的两大主流。当汉末、三国期间，时逢乱世，怪诞传说繁兴，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又为当时与后世乐于称道的神仙故事，为道家神仙传等书所采信录取的，如刘晨、阮肇、麻姑、费长房、钟离权、左慈、于吉等人，皆为后世道教确信为神仙之流，不下一二百人。大凡宗教中人，其生平行事，若不类似神奇，就不足为号召。何况神仙之事，本来就以特立奇行、异乎常人相标榜，于是仰慕道术仙人的信念，就弥漫朝野，普遍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了。
但促使汉末、三国、魏、晋之间道家发展的，约有三个原因、两种趋势。
所谓三个原因：
(一)由于东汉末期士大夫世家门阀观念的形成，凡士大夫的世家子弟，遂成为占据要津，把持上层社会，垄断知识思想，造成汉代有名的“*锢”之祸。致使高明才智之士，相率逃避现实，走向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隐士生涯，以慕道求仙相掩护，就造成白日飞升与尸解等故事，于是道成仙去之说，益见流行。
(二)汉末朝*腐败，外戚、宦官、巨室，互相操持*权，豪门、巨族，奴役隶卒，私相敛财，于是武勇之士，便游侠江湖，聚众据险以自固，并且利用图谶之说与道术相号召，形成据地称雄的力量，渐启以道术组织宗教的形势。
(三)佛教的输入，促使民族文化抗拒思想的发生。儒家的训诂释义，章句注疏之学，既不能餍足人心，而佛教哲学，又如天际神龙，见首而不见其尾，挟雷霆万钧之势，源源输入，于是醉心玄真，寄情高远之士，极力寻求《周易》、《老》、《庄》的幽微，及神仙方士的修炼方法，拟与佛法一争高下，乃产生道家哲学的理论根据。
两种趋势：
(一)凡出身读书，失意仕途的知识分子，转用符篆、咒语等道术起家，啸聚徒众，以役使*神，替天行道的宗教观念相号召，如张道陵等人，其最初的动机，虽没有独立创教的企图，但已开展组织宗教的趋势，而开启中国特殊社会的宗教组织之规模。
(二)由战国以来，墨家巨子的风气，与游侠之流的存在民间社会，传统不衰。当汉高祖崛起陇亩，统一天下的时代，侠义的巨子，潜在民间，如朱家、郭解之流，便有东西南北等诸道的存在。“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乘乱而起的中坚分子，在西汉之末，狡者与赤眉、铜马等相合流；贤者遂一反其正，随光武而中兴。流风所及，一到东汉桓、灵之末，与妖言惑众的旁门左道，如张角之流相接触，便自然成为谋反力量。但也由此使道家方术，与墨家尚义，及游侠精神相结合，而成为中国特殊社会，参杂了宗教形成的前因。
第二节魏晋时期的道家
一、许旌阳的丰功伟绩
道家在汉末一变，而有张道陵的道术，后来成为江西龙虎山天师世家的道统，宋元以后，又成为道教一大派系而称为“正一派”。但在东晋时期，许旌阳在江右以道术整治南昌、九江间的水利，提倡传统文化的孝道，创立净明忠孝教，其平生行谊，丰功伟绩，永铭人心，《神仙传》中记载，称其功成德就之日，拔宅飞升，犹如汉代传奇淮南王鸡犬飞升的故事。他在道教中的地位，被尊为历代仙班中数一数二的富贵神仙，对于后世道教的影响极大，虽与张道陵创教的时代不同，而且南辕北辙，互不相关，但其簸扬南方道家思想，深入世俗人心，成为民间习俗所称道教中的江西庐山道法，与江南句容的茅山道法互为雄长，成为道教建教的功臣，洵非偶然。《十二真君传》称：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本汝南人。祖琰，父肃，世慕至道。东晋尚书迈，散骑郎常侍护*长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寻以晋室纷乱，弃官东归，因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二君仍假为符祝求谒于敦，盖欲止敦之暴而存晋室也。而敦意已决，凡非之者必致死，适盛怒而杀郭璞，真君即掷杯梁间，飞舞不停，因敦等举目观飞杯之际，即隐身遁去。后遂举家避乱于江西，往来于庐山、南昌之间，相传以法术斩蛟怪而安豫章之水厄，赣人感戴其功德，历世不衰，郡人相习南昌省会每年秋季朝拜万寿宫之举，即为祠真君之遗风也。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南昌)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拨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药臼各一，车毂一具，与真君所御锦帐，复自云中坠于故宅，乡人困其地置游帷观焉云云。又有称：逊为蜀旌阳令，既归，父老送之如云，有不返者。乃于宅东隙地，结茅以居，状如营垒。多改氏族以从许姓，号许家营。
许真人以弘扬忠孝为敦品立德之本，以立功济世为普利民生之基，其道功修炼的方法，并重男女夫妇双修，具房中正统的法术。据《净明忠孝录》所载，真人虽有主张男女双修之说，但谆谆告诫，如非具大功大德者，切勿妄图，否则必致身败名裂，下堕泥犁。盖欲完成人间富贵而又飞升上界而作神仙，必须砥砺德行，方合于自助天助的宗旨。由此可见许旌阳创建忠孝为主的道教，完全是传统文化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德主张。其平生行谊，较之张道陵创五斗米道的作风，虽形同而实异。
二、抱朴子的富贵丹砂
当东晋时期，道家学术思想，随晋室而南渡，许旌阳创道教于江西，抱朴子葛洪修炼丹道于广东，此皆道家荦荦大端的事实。葛洪著作等身，留为后世丹经著述，及修炼丹道的规范，成为晋代列仙中的杰出奇才。道家相传“葛、鲍双修”的术语，就是指葛洪与其丈人南海太守上*鲍元，都是不舍夫妇家室之好而成为神仙的榜样。《晋书》本传云：
洪字稚川，丹阳句客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举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元，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以师事南海太守上*鲍元，元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元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忝广州刺史稽含*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砂，求为勾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宫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
其(《抱朴子》)自序云：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元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鹪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驽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笃陋，求媒阳之美谈，堆沙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踬碍也。以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涂，而志安乎穷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棁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道士宏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促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咨。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应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
道教的成长
第一节北魏时代道教的定型与道佛之争
晋室东渡以后，文化思想与*治局面，相互自为因果。社会不安与思想散漫，连百余年之久。外有佛教文化源源输入，一变历来从无统一信仰某一宗教的习惯，内有道士神仙思想的普遍发展，促使中国文化中儒、道两家学术的再度混合，使新兴的宗教——道教逐步定型。由此扩展到北朝社会，在*治上开始道、佛两教的互争雄长，彼此争取宫廷及士大夫们的信仰以推行其教化，而促使此种情况成为表面化，一变两晋以来各派道士的各自为*，号召团结群力而成为教争的力量，应推北魏时代最为热烈。此时领导道教运动的人物，当然以北魏朝的天师寇谦之为其中坚分子，今综合《魏书·释老志》、道教《神仙》、及中国佛教史传等的记述，简介寇谦之建立道教，与道、佛两教的纷争事实如次：
北魏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安辅真，雍州人。早好仙道，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罔效。有仙人成公兴，求谦之为弟子，相与入华山居石室。兴采药与谦之服，能不饥。又共入嵩山石室。寻有异人，将药与谦之，皆*虫臭物，谦之惧走。兴叹息曰：先生未仙，正可为帝王师耳。未几兴仙去，谦守志嵩山，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集于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自天师张道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职，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师之位，锡汝《云中新科》二十卷，自开辟以来，不传于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宁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加以服食闭炼。使玉女九嶷十二人，授谦之导引口诀，遂得辟谷，气盛，颜色鲜丽云。
据此可知，由汉末、魏、晋以来张道陵所创的教法，以及神仙道士的丹诀等，一到北魏寇谦之时代，遂加以变更，成为正式的道教，从此捧出教主“太上老君”的称号，同时又改变张道陵以来以中国名山大泽的名胜洞府做为教区的传统，转移其神仙管理人间的治道，一变为人、*、天、神互相交通，建立天上人间一体的道教系统的雏形，如云：
奉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元孙，昔居代郡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之*，地方十八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以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曰：吾处天宫，敷演真法，受汝道年二十二岁，除十年为竟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百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敕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转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兴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数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服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皆有诀要。……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宫，宫有一主(按：此数字，皆由汉儒易经象数观念而来)。最高者无极自尊(按：此乃易经太极观念与列子学说之变辞)。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载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师也。(按：此为宋元以后民间道教观念洪钧老祖的张本)……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髠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
崔浩的弘扬道教与排佛
始光初，寇谦之初奉其书而献之，魏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权臣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力事赞扬，世祖欣然，乃崇奉为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教大行。及嵩岳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及世祖讨赫连昌归，尤重其预言而中。谦之奏请世祖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按：此为唐宋以后，帝王接受道教授箓的先声)。于是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
自后诸帝每继位，皆如之。寇谦之卒时，年八十四，正月间，先示弟子谓梦中成公兴召之于中岳仙宫，五月二十七日，果羽化，有清气若烟，自其口出，尸体引长，量之八尺三寸，三日以后渐缩，至敛，量之长六寸。于是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能不死也。后又有人见之于嵩山之顶云云。
由以上简略的引据，可见在北魏时代，寇谦之正式建立道教的规模。及至魏武帝时代，引起道、佛两教争端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是信奉谦之天师的弟子权臣崔浩所主动。其动机，当由于狭隘的宗教心理作祟，同时，亦由佛教本身自有流弊而促成其事，如佛教典籍《佛祖历代通载》所记云：
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长安，与崔浩皆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白太武，太武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同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合寺僧，阅其财产大有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人(按：或为掩蔽逃难妇女而设，亦不可知)。浩因说帝，将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切谏以为不可，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烧经像。还宫，敕台下四方，命一依长安法。太子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匿亡获免，收藏经像。塔庙在魏境者，无一孑遗。迨太子继位为文成帝，召复佛教。后浩以修国史得罪，夷五族而死，果报甚惨云云。
但自北魏永平二年以后，沙门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到了延昌年间，北魏佛教，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梁武帝在南朝方面，亦大事修造佛寺，这在中国宗教史上，实为佛教的一大盛事，当然会引起诸山道士的反感，也是理所必然的事。由以上的征引，可见道教在北魏时代，自道士寇谦之开始，综合秦、汉、魏、晋的神仙方士之术，及役使*神、符箓、法术等流派，形成初期正式道教的规模，从此而代有充实，一变综罗复杂的道家学术，成为比较纯粹宗教性的道教，奠定道教仪式的斋忏醮仪等规矩，而为唐宋以后道教教仪的根据。若以进化史的观念论断，从此以后研究道教，则较为有条理系统可循。如从原始道家学术的立场言之，则有南桔北枳之异，醍醐变为乳酪，精华散失，犹存糟粕之感矣。
第二节南朝的道教与陶弘景
自寇谦之在北魏创建正统的天师道，使之成为正式的宗教以来，不但在北朝已深植根基，由此渐及南朝六代，亦普开风尚。当此时期，佛教的传布基础已立，但未能独步天下的原因有二：
(一)由于民族意识的反感，士大夫们据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标榜的“三纲五常”为之力争，而斥佛教为“无父无君”的异端。
(二)因道教外冒*、老的传统，内主老子、列子、庄子的思想，与神仙方士的学术，以及儒、道不分的形态，无论在*治地位，以及朝野信仰上，或明或暗，随处与之抗衡对立。但风气所及，所有六朝学术与文学的著作，普遍的共通思想，都已不离道、佛两家的范围。因历史背景与社会风气的影响，朝野上下，在百余年间，都被道、佛思想所左右，并且皆以此种思想形态，笼罩一切。尤其到了南朝的梁武帝，遂在这种思想风气的潮流中，成为时代的牺牲者。因梁武帝笃信佛、道两教，曾亲自三度舍身僧寺为奴，宣讲佛经，而又同时亲讲《老子》，并且亦崇尚孔、孟之学。他不但对三教有同好，而其兴趣尤多偏重超脱的出世情调，在行为生活方面，有许多地方，俨然如一宗教家。可惜时代英雄，使他作了皇帝，倘使他一生从事学术或宗教的研究，也许在千秋事业的成就上，较为一代之雄更为伟大。唐代贤臣魏徵论史，对于梁武帝与宗教关系，曾有最中肯的论断，如云：
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不羁之度，属诸凶肆虐天伦之祸，纠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故不可得而称矣。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而布泽施仁，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区，泽周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几终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位。高谈脱屣，终恋*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惠。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其所易，可谓神有不达，智有所不通矣。
又如《新唐书·萧瑀传》赞曰：
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已，故余社及其后裔。以此验魏徵之论，益见其为平允。
陶弘景调和道佛的主张
梁武帝酷好道、佛两教，故两教的奇才异能之士，亦应运而兴。在佛教，有宝志禅师(又称志公)、傅翕(又称善慧大士)等人，杰出诸方，在粱武帝朝中处于师友之间的关系。在道教，有贞白先生陶弘景，隐居修道于句容茅山，亦与梁武帝处于师友之间，时人号为“山中宰相”。如史所云：
粱处士陶弘景，仕齐为奉朝请，弃宦隐居茅山。梁主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书，焚香虔读。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大议，必先咨之，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殁，为诗曰：夷甫(王衍字)任散诞，平叔(何晏字)坐空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盖因时人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弘景故作诗讥之。
陶弘景在南朝的*坛上是负有时代重望的人物，而其毕生致力学术的方向，始终以修道炼仙为目的，从南北朝的道教史而论，他与北魏时代的寇谦之，都是建立道教的中坚分子。但寇谦之是以纯粹道教的宗教姿态从事传道的活动。陶弘景犹有道家老、庄的风格，参合神仙方士的道术，介乎入世出世之间，隐现风尘，游戏三昧。而他的道家思想已经渗入佛家思想的成分，而且是趋向融会道、佛两家思想与方法的前驱。至于修炼神仙与采用道术的方法，注重养生丹药而近于抱朴子，故亦著有关于医药方伎的《肘后百一方》等书。但在天人的观念上，他亦如寇谦之一派，注重斋忏醮仪的祈祷，著有道教著名内典的《真诰》一书。但对于神仙事业的地位，他与抱朴子及寇谦之等观念，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如其所著《真灵位业图序》云：
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俯盼平区，见岩海之崇深。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但名爵隐显，学号进退，四宫之内，疑似相参。今正当比类经正，譬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又有指目单位，略说姓名，或任同秩异，业均迹别者，如希林真人，为大微右公，而领九宫上相，末委为北宴上清，当下亲相职耶。诸如此类，难可必证。谓其并继所领，而从高域粗，事事条辨，略宜后章。辄以浅识下生，轻品上圣，升降失序，梯级乖本，惧贻谪玄府，络咎冥司。今所诠贯者，实禀注之奥旨，存向之要趣，祈视跪请，宜委位序之尊卑，对真接异，必究所遇之轻重。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自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源者，犹如野夫出朝廷，见朱衣必令史。句骊入中国，呼一切为参*。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
关于道、佛两教学术的争执，当北齐之际已有正式下诏敕诸沙门与道士达者，如陆修静等，亲自校对法术理论的事实。及南朝梁武帝时代，道、佛两教的纷争，虽愈趋尖锐，但在修炼证真的思想与方法上，已经开始融通互会，渐次入于同流的趋势，名士如沈约、刘勰，隐士如何点、何胤。佛教法师如慧文、昙鸾等人，都是领导此一风气的人物。尤其如陶弘景对于道、佛两教的论断，当时已有极其深刻的名言，如其《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云：
至哉嘉讯，岂蒙生所辨。虽然，试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论。若引庖刀汤稼，从养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从，终无永固之期。夫得仙者并有异乎此。但斯族复有数种，今且谈其正体，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当埏埴以为器之时，是土而异于土，虽燥未烧，遇湿犹坏，烧而未熟，不久尚毁，火力既足，表里坚固，河山可尽，此形无灭。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众法共通，无碍无滞，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不离不合，则或存或亡，于是各随所业，修道进学，渐阶无穷，教功令满，亦毕竟寂灭矣。
中国文化，自上古至三代为一变，历商以至周代开国之初又为一大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又为一变，自秦、汉历南北朝至于唐初开国为一大变。渐次及于宋、元之际为一变，再由明、清两代至于现代，又为一大变。当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巨变的主因，实因西北边疆民族的侵凌，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刺激所引起。历时约经二百余年，佛经翻译，与佛教传布事业的开展，由教(宗教仪式)理(哲学根据)行(修证方法)果(实证圆成)有系统的迻译，已渐次渗入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且已普遍为国人所接受，而又加以融会阐述。因此渐有中国佛教各宗的兴起，一变印度佛教而成为中国的佛教，尤其融通儒、道两家思想而崛起为中国禅宗的成长，更促使南北朝服膺道教及笃信神仙修证者流相率努力，遂有综合儒、道、墨、法、名家等精要，而扩展为唐代以后道教的规模。然所遗憾者，自战国以来的道家统，虽亦师弟相继，但皆时异势易，以隐密秘传为能事，并无直接接受的踪迹可寻。故到南北之间，虽北有寇谦之，南有陶弘景，亦皆各自为*，不能联合统一，使其学术思想成为一贯而有具体的组织，以此与有传承严整的佛教相较，自然处处逊于一筹了。
道教的扩张
第一节唐初开国与道教
一、唐高祖的尊奉道教
自古中外的宗教，其根本虽然都建立在群众的信仰上，但它的发展，大都仰仗帝王*权的崇奉而取得优势。如果宗教也可以范围于命运之说，则道教的命运，一至于唐初开国，实为鼎盛时期，此时不但在*治地位上，有所保障，且在民间信仰上，也足与当时的佛教分庭抗礼。道教从此稳定基础与展开后来的局面，全仗大唐天子与老子是同宗的关系，诚为不可思议的史实。
史称：当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五月，据太原起家而称帝的时候，因晋州人吉善行，自言在平阳府浮山县东南羊角山(一名龙角山)，见白衣老父日：“为吾语唐天子，吾为老君，吾尔祖也。”因此便下诏在其地立老子庙。及唐太宗当*以后，便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从此唐代宗室宫廷，虽都信仰佛教，亦同时信奉道教不辍。到玄宗时代，老、列、庄三子之书，便正式改名为道教的真经：《老子》称为《道德经》，《列子》称为《清虚经》，《庄子》称为《南华经》。道教之隆，前无其盛。然其宗教仪式与内容，自南北朝以来，已受佛教影响，大多皆援用佛教制度而设置，至唐代更为明显，此亦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大都潜相仿效的常例。
玄宗虽随祖宗遗制，同时崇奉道、佛两教，且亲受道教法箓，具有道士的身份，从此开后来唐代帝王常有受箓的规矩，同时也使宠擅专房的杨玉环(贵妃)皈依道教，号为“太真”，开后来唐室内廷宫嫔出为女道士的风气。故中唐之世，宫廷内外，朝野名流，与女道士之间的风流绯闻，随处弥漫着文学境界的浪漫气息，例如女道士鱼玄机的公案，与诗人们赞咏怀思女道士的作品，俯拾皆是。
但道教在唐代虽然成为正式的宗教，并与佛教具有同时的*治地位，然自南北朝以来，道、佛两教的争竞，其势仍未稍戢。当初唐之际，互争尤烈，如史称唐初三教之争云：
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高祖(李渊)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道士刘进喜问沙门惠乘曰：悉达(释迦)太子六年苦行，求证道果，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经(佛经)曰：求无上道。又曰：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以此验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于天竺，犹环海之比鳞洲，老君与佛先后三百余年，岂昭王时佛而求敬王时之道哉?进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郁勃洞灵之中，炜烨玉清之上，是佛之师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经国之典，宗本周易，五运相生，二仪斯辟，妙万物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宁云别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无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谓道。车胤曰：在己为德，及物为道，岂有顶戴金冠，身披*褐，鬓垂发，手执玉璋，居大罗之上，独称大道，何其谬哉!进喜无对。已而太学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偏析其要。帝悦曰：三人皆勍敌也。然德明一举辄蔽之，可谓贤矣。遂各赐之帛。
这是初唐开国时期，宗教在御前辩论的第一回合，参加主要的对象，是道、佛两教的重要人物，但其结论，却以儒家为主的陆德明作了公允的评判，而且最后折衷，归之儒理。后来开始道、佛两教剧烈争竞的人物，虽然阴由宫廷的推波助澜，而主使其事，当推太史令(类似现代的天文台长等职)傅奕为主：
武德八年(乙酉)太史令庾俭，耻以术官，荐傅奕自代。奕在隋为*冠(道士)，甚不得志。既承革*，得志朝廷。及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颇闲历学，奕举为太史丞，遂与之附合，上疏请除释教事，十有一条。疏奏，不报。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后七上疏请除罢释氏之教，词皆激切。后付廷议，宰相萧瑀斥奕为妄，且云：地狱正为此人设也。高祖复以奕疏，颁示诸儒，问出家于国何益?时有佛教法师法琳，作《破邪论》二卷以陈。
是岁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将兴内难，傅奕毁佛益力，乞行废教之请，高祖因春秋高而迟迟未决。及法琳等诸僧著论辩之，合李*门《内德论》，同进之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誉道毁佛为协私，大臣不获已，遂兼汰二教，付之施行。五月辛巳，诏书有云：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止，供给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无行业，弗堪供养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教法，违制之坐，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佛寺)三所，观(道观)三所，其余天下各州，各留一所，余悉毁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内难，高祖以秦王为太子，付以*国*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诏。
由此可见道、佛两教的争竞，在初唐高祖时代，已经牵涉到宫廷内幕的大案，凡古今中外，宗教与*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
二、唐太宗与道佛两教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阳，忽然对道、佛两教的地位，下了一道制立宪法式的诏书，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议，结果无济于事。他的诏书内容与事实经过，如史称：
帝幸洛京，下诏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论其宗也，弘益之风各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况国家先宗，宜居释氏之右。自今已后，斋供行位，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畅于九有，贻于万叶。诏书颁发，京邑沙门，各陈极谏，有司不纳。
唐太宗既以老子为祖宗，下了一道无须争辩的诏书，而佛教徒中，偏有一个不通时务的老实人，硬要与之力争教徒的*治地位，结果被流放于岭南而卒，由此而见宗教心理的强顽，可笑亦甚可敬。如云：
时有沙门智实者，洛下贤僧也。丰度雋颖，内外兼明。携诸宿德，随驾表奏于关口，其略曰：僧某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圣明之君。窃闻父有诤子，君有诤臣，实等虽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无隐，敢不陈云。伏见诏书，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宗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告天下，无德而称。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岂敢拒诏。寻其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初无改易，不立观宇，不领门人，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而养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著冠服并是*巾之徒，实非老子之裔。行三张之*术，弃五千之玄言，反同陵，谩行章醮，从汉以来，常以*道化于浮俗，托老君之后，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诚恐国家同流，有损国化。遂以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具陈如左。太宗览表，壮其志为教，遣宰相岑文本论旨遣之。实固执不奉诏。帝震怒，杖实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岭表而卒。初，实得罪，有讥其不量进退者。实曰：吾固知已行之诏不可易，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闻者莫不叹惜。
唐初开国，崇奉道教的动机与宗旨，纯出*治因素，是为攀宗引祖，以光耀帝王先世的门楣，初非如秦皇、汉武，或梁武帝等人，为求道成仙，以期长生不死为目的，亦非深究其教义学术，而有所轩轾于其间。然道教地位的确定，恰因此而深植根柢。后来唐太宗在贞观二十年间，佛教的名僧玄奘法师，自印度取经回国，从事佛经翻译的事业，大开译场，所有精神力量的支持，与经费的供给，亦全赖太宗的扶植。太宗与玄奘之间，虽是君臣，而情犹师友，甚之他想要说服玄奘还俗来作宰相，并且亲自为之制作著名的佛教文章——《圣教序》。虽在帝王专制的*治时代，但唐太宗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作风，非常通达而合理，也并不因为与老君同宗的关系就钦定道教而为国教。
自初唐两教互争地位之后，历世道、佛教徒，虽仍有小争执，但皆无关宏旨，且因高宗以后，禅宗的兴盛，道、佛合流的风气，已渐趋明朗，中国文化的会通，也因之奠定基础。肃宗以后，学术思想新兴的浪潮，由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开始，遂转入唐以后的儒家与道、佛二氏的争论，促成南北宋间理学的崛起，已非南北朝时代两教争衡的局面了。佛教有会昌之难，因武宗年少不更事，对于宗教独有偏好之所致，但为时亦仅四、五年，即告平息。诚如《新唐书》所云：
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锐，而躬受道家法箓，服药以求长年，以此知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恶不同耳。
第二节新兴道教的吕纯阳
初唐时期，基于帝王宗室观念，虽尊奉道教在佛教之上，但自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以后，因玄奘法师留学印度归来，从事佛经的迻译，使佛教学术与传教事业，由此普及朝野。高宗以后，佛教复展开为十宗学派，由此确立中国佛教的精神。禅宗的兴起，融会儒、道、佛三家精粹，阐明心法，譬如孔雀开屏，声光普耀，从此影响唐代文化，无微不入，虽门庭敌对如道教，亦已渐渐受其波动，互相援引挹注。道家隐士如孙思邈，一生修习神仙丹诀而兼通佛法。禅师一行，以佛教出家比丘而兼通道家的阴阳术数之学，以及天文、地理等学术，别创“大衍历”而成为一代宗师，玄宗敬以国师之礼。如宋代大儒欧阳修，虽其生平反对佛教最切，但对于一行禅师的生平，敬服备至。此皆举其为人所习知荦荦大者而言，至于名山岩穴之士，隐迹仙人，尤不胜枚举。
晚唐以后，有吕纯阳真人，忽自崛起于道教之间，卓然特立，历宋、元、明、清千余年而至现代，几如太上老君的副亚。自元朝以来，又被尊封为“孚佑帝君”，其声望之隆，震撼中外，可谓唐代新兴道教的革命神仙，殊非张道陵、寇谦之、葛洪、陶弘景等先知所及。
吕真人本传云：
吕岩，字洞宾，世为河中府永乐县人。曾祖延之，终浙东制度使。祖渭，终礼部侍郎。父让，海州刺史。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母就蓐时，异香满室，天乐浮空，一白鹤自天飞下，竟入帐中不见。生而金形木质，道骨仙风，鹤顶龟背，虎体龙腮，翠眉层棱，风眼朝鬓，颈修颧露，额润身圆，鼻梁耸直，面色*自，左眉角一黑子，左眼下一黑子，筋头大如功曹使者状，两足下纹，隐起如龟。性敏，日记万言，矢口成文。既长，身长五尺二寸，喜顶华阳巾，衣白*襕衫，系大皂绦，状类张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马祖(禅宗大师)见之，曰，此儿骨相不凡，自是风尘物表，他时遇卢则居，见钟则扣，留心记取。后游庐山，始遇火龙真人，天遁剑法。自是混俗货墨于人间，号纯阳子。咸通中，举进士第，时年六十四岁。后游长安酒肆，见一羽士，青巾自袍，长髯秀目，手携紫筑，腰挂大瓢，书三绝句于壁。一曰：“坐卧常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
道教的演变
第一节宋初儒道归元的华山隐士陈希夷
唐末五代以后，华夷混杂，变乱相仍的局面，又造成历史的巨变。而在文化思想方面，佛教有禅宗的兴盛，涵融中印文化于一炉。道教除了前蜀有杜光庭的弘扬提倡，并撰作科醮，意造经文以外，因为有命世仙人吕纯阳的首倡，以沟通禅宗直指身心性命之学，与道家修炼生命之术，合而成为性命双修的丹道之故，渐已调和六七百年来道佛两教的争论而归于一致。自唐末到宋初百余年间文化思想的明争暗斗，已经不再是昔日道、佛两教间的争执，而是士大夫们新儒家学说振兴的结果，造成排斥佛、道两教学说为异端的思潮暴涨。到了宋太祖赵匡胤乘陈桥兵变登位以后，他以*人而兼学者的典型，酷好文学。加以宰相赵普的质朴无华，因少年失学，自己谦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老实作风，早已种下开启宋代新文化运动的因缘。后来又有范仲淹的笃实纯朴，与大臣富弼等极力奖掖文人学士的自由讲学风气，致使两宋间五大儒应运而出，创建宋代儒家理学的宗派，使儒家走上比类宗教的途径，确立后世并称儒、释、道三家为中国文化主流的统。质实言之，开创理学五大儒的思想，不是援禅讲理，如周敦颐、二程兄弟等，即是援道入儒，如朱熹、邵康节等。因此，又促成宋末元初道教的演变，而有王重阳、丘长春师弟们所建立的“全真道”，足与唐代吕纯阳的新兴道教媲美千古，且与张道陵世系的天师道互争雄长。宋、元之间学术思潮的三家交炽，使不学无术的大元帝室*权左右依违于三家文化的暗潮中，无法自主，仅数十年间，便促使其寿终正寝。此一原因，往往为古今研究中国文化学者所忽略，深资嗟叹!
宋初开国时期，阴受道家思想影响甚大，就中关系最深的人物，当推华山隐士陈抟(希夷)。但陈抟虽为后世道家尊为神仙的宗祖，其实他的学术路线是上承秦、汉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学，大有异于唐末吕纯阳的丹道学派。陈抟亦为唐末的不第进士，因少怀大志，生当乱世，亦如隋朝的文中子王通，自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来因年事日长，阅历学问加深，颇感时不我与，即归隐华山高卧，曾作诗以明其志，如云：“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绶纵荣争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后来听说赵匡胤陈桥兵变，*袍加身，而被拥戴为帝王，遂额手称庆曰：“从此天下定矣。”因此人皆尊其有未卜先知之能。他的易经象数的“太极图”、“河洛理数”等学说，数到后来的邵康节，而成就一位象数易学的千古通儒。同时又因他的“太极图”与河图、洛书、图象等的流传，致使周濂溪援取道家思想而作《太极图说》。朱熹因服膺邵康节的学术思想，乃致力学习道家的象数，而有明代国子监流传的监本《易经》及《周易集注》，与《周易》书本首先冠以太极图、河图、洛书等之推广。
宋初的道教，自陈抟以后，华山道派，又另自形成一系，实创自陈抟的道统，颇为纯正。
第二节宋代的皇帝与道教
宋初立国，关于宗教的信仰，与宗教*治的地位，多承袭唐代的故事，虽无明令规定，但以现代语言之，都是信仰自由，对于道、佛两教，也是并尊共容的。但到真宗临朝，因失意于敌国，忽留心于宗教，异想天开，独在唐代宗亲道教教主的李老君之外，又捧出一位宋室同宗赵姓的来作圣祖，亲自提倡道教。由此开始，形成宋徽宗的笃信道士巫术等事，造成道教在宋史上的污点。其实，这是帝王玩弄宗教的肤浅权术，于正统道家无关。今据史实，约略引述宋朝帝王与道教的关系，辨明外国人研究中国的道教，误认道教是在宋代才正式建教的观念，并不确实。
一、宋真宗神道设教的动机
史云：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天书见于承天门，大赦，改元。帝自闻王钦若言，深以澶川之盟为辱，常怏怏不乐。钦若度帝厌兵，因谬进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革兵，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邪，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谕以圣意，宜无不可。”钦若乃乘间为旦言，旦黾勉从之。帝尚犹豫，会幸秘阁，骤问直学士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邪?”镐老儒，不测上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帝意乃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樽酒，曰：“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封，则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异议。正月，乙丑，帝为群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将半，朕方就寝，忽室中光曜，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宜于正殿，建*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无见，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贶。”适皇城司奏，有*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令中使视之，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以青缕，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皆再拜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进，帝再拜受之，亲置舆中，导至道场，授陈尧叟启封，复命尧叟读之。其书*字三幅，词类《洪范》《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盛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殿，赐宴，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符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
己酉，二年，以方士王中正为左武卫将*。先是汀州(福建汀州府)人王捷，言于南康(江西赣州)遇道人，姓赵氏，授以丹术，及小镮神剑，盖司命真君也，是为圣祖。宦者刘承珪以闻，赐捷名中正，得对龙图阁。既东封，加圣祖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三司使丁谓并上封禅祥瑞图，于是士大夫争奏符瑞献赞颂。崔立独言水发徐、兖，旱连江、淮，无为烈风，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骄矜也。而中外多上云雾草木之端，此何足以言治道哉!
史书到此，却下了一句“帝不省”之评语。其实真宗因失意于澶州之役，心烦意乱，无以对天下国家人民交代，遂在道教之外，另以神道设教的作法，用“封禅”崇道来掩饰内心的痛苦，及引开民间的怨恨心理。他自己内心有数，早已明白，只是当时作史的人，懵然不懂真宗的原意，反说为不省，未免可笑。
壬子，五年，以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丁谓参知*事，马知节为枢密副使。时天下乂安，王钦若、丁谓导帝以封祀，眷遇日隆。钦若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而谓附会之。与陈彭年、刘承珪等，搜讲大典，大修道教宫观，以林特有心计，
使为三司使，以干财利。五人交通，踪迹诡秘，时人号五*。冬十月，帝言圣祖降于廷恩殿。语辅臣曰：“朕梦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玄朗授汝天书，今令再见汝。’翌日，复梦神人传圣祖言：‘吾座西，斜设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设道场，五夜一筹。先闻异香。顷之，圣祖至，朕再拜殿下。俄六人至，揖圣祖，皆就坐。圣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即离座乘云而去云云。”王旦等皆再拜称贺，诏天下，肄赦加恩。闰月，上圣祖及圣母尊号。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应官使，作景灵宫，奉圣祖。改孔子谥，以玄字犯圣祖讳，改玄圣为至圣。
甲寅，七年，正月，帝如亳州，谒老子于太清官。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己未，天僖二年，大会道、释于大安殿。壬戌，乾兴元年，丁谓有罪贬官，时逮常出入谓家女道士刘德妙鞫问之，德妙言：“丁谓尝教之曰：‘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谓又为作颂，题曰《混元皇帝赐德妙》云云。”
由以上简略征引，已可窥见宋代的道教，因为帝王作*治权术的运用，已大异其趣。唐初开国，崇奉道教，由唐太宗的诏书，坦然说明李老君为同宗远祖的动机，毫无妄诈的意图，其主义可谓非常纯正，故终唐之世，一变历来正邪混俗的道教，而归于正式宗教之正途。宋代自真宗以后的道教，依据史乘的实录，远逊唐代建立道教的宗旨，因此更见唐太宗的英明睿智，并非偶然。同时可见北宋末期，深受宗教之祸，也非偶然。但因真宗与王钦若提倡道教的作为，在道教史上，建立有两件大事。如：
(一)张天师世系的确定
乙卯，祥符八年，秋九月，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初，汉张鲁子，自汉川(汉中府)徙居信州(江西广信)龙虎山，世以*道化众，正随其后也。至是召赴阙，赐号。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及上清观，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
(二)道教名著汇书《云笈七籤》的完成
真宗天僖三年，因提倡道教，故欲校正道书，王钦若等即推荐道士张君房司其事。君房据当时所存《道藏》，撮取其中的大要，纂编成《云笈七籤》一书，共计一百二十二卷，足与佛教的汇书《法苑珠林》相提并论，都是很好的宗教汇编之大作。所谓“七籤”的定义，以道教的天宝君所说洞真部为上乘；灵宝君所说洞玄为中乘：神宝君所说洞神为下乘。又以太玄、太平、太清三部为辅经；以正一、法文、遍陈三乘另作一部，依此类分名为“七籤”。
二、道君皇帝宋徽宗
宋朝由真宗开始以神道设教为*治目的，自己假托梦寐，捧出神仙赵玄朗作为道教的圣祖，利用群众心理，使举国上下，醉心宗教情绪，藉此掩饰对北方*事外交上的失败。真宗即此一念种因，产生后来徽宗沉缅道术，迷信巫师们假托*神的扶乩邪术，想靠天神的保佑来阻止敌国的侵略，终至身为俘虏，国破家亡。由此可见，历史事实的教训：凡是利用宗教作为愚民*治的治术，其后果如何，不待辩而可知。幸而自真宗以后，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头脑都比较清醒，并不效法神道设教的*策，加以有大臣如王旦、王曾、范仲淹、寇准、富弼、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等名贤相辅，才使北宋的赵家天下，还能作到形似升平的局面。但在学术思潮方面，虽有新儒家理学的兴起，而在思想的辨证上，除了笼统地排斥佛、老，并驳二者为异端之外，士大夫们完全偏重辟佛，其敢于正式诤谏、认真辨证正统道家的文化思想者，并不多见。据此更足以窥见朝廷内定的国家*策，常牵涉到帝室的宗祖观念，虽自以正思正言相标榜如理学家们，亦只有噤若寒蝉，不敢赞其一辞。历来学者研究宋代文化学术，与理学家们的思想言论，都忽略这一关键所在，积非成是，习于因袭而缺乏明辨的卓见，最为遗憾。
宋代自哲宗以后，帝室内廷，足为明主的英才衰落已甚，哲宗因无子嗣，死后其弟端王继位，即是有名的道君皇帝宋徽宗。徽宗的秉赋，具有艺术与文学的天才，风流倜傥，当于浪漫的情调。如果他生在宋太祖或高宗时代，有宫廷的培养，安分为王，必定可以成为负有一代权威的文学家或艺术家。不幸的是，他却登上皇帝的宝座，他既做了皇帝，便听从道士魏汉津言，铸九鼎，奉安于九成宫。又酷好玩弄花石，极力索取浙中的珍异以供鉴赏，派遣供奉官童贯，赴江浙一带，访求书画以及奇巧的手工艺等物，便引出司理道教之道士官徐知常的布置推荐，起用蔡京。如史所载：
供奉官童贯，性巧媚，善择人主微旨，先事顺承，以故得幸。及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蔡京与之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障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论奏于帝所，由是帝属意用京。左阶道录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学博士范致虚与之厚，固荐京才可相。知常入宫言之，由是宫妾宦官，众口一辞誉京，遂起京知定州。
(一)宋史所载徽宗崇道的经过
从此以后，蔡京与童贯，互相汲引，利用道士们以阿附徽宗的宗教心理，使其误人歧路，偏向幻想境界，与多难兴邦的现实情况，距离愈远。如史载：
*和三年，九月，赐方士王老志号洞微先生，王仔昔号通妙先生。濮人王老志，初为小吏，遇异人授以丹，遂弃妻子，结草庐田间，为人言休咎，多验。太仆卿王亶以名闻，时帝方向道术，乃召至京师，馆于蔡京第，尝缄书一封至帝所，启视，乃昔岁秋中与乔刘二妃之语也。由是益信之，号为洞微先生。朝士多从求书，初若不可解者，卒应什八九，其门如市，逾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隐于嵩山，自言遇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来事。京荐之，帝召见，赐号冲隐处士，进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兴，而仔昔恩宠寖加，朝臣戚里，夤缘关通。冬，十一月，祀天于圆丘，以天神降诏百官。十二月，诏求道仙经于天下。
癸巳，是年四月，玉清昭阳宫成，奉安道像，上诣宫行礼。七年，改玉清神霄宫。时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赐号冲虚先生；徐守信赐虚静先生；刘混康赐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后并赐太中大夫。十一月癸未，郊，上缙大珪执元珪，以道士百人执仪卫前导，置道阶凡二十六等，先生处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视中大夫，至将仕郎级。重和初，别置道官，自太虚大夫，至金坛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职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经，凡十一等。侍宸同侍制，检籍同修撰，校经同直阁，皆给告身。
(二)平步青云的道士林灵素与道君皇帝
当徽宗崇信道教的时期，或以妖言惑众而取信于当道，或以异术奇能而见宠于朝廷，形成一代取得功名捷径的风气，除如王老志等人外，在号为道教中人，而异*突起，骤然至于帝师之位，其遭遇之奇，有胜于北魏时期的寇谦之者，莫过于徽宗时代的林灵素。且道教在宋代以后，对于天神之间的地位关系，产生一种新的说法，亦自林灵素开其先河。如史云：
丙申，六年，春，正月，赐方士林灵素广通真灵先生。灵素，浙江温州人。少从浮屠(佛教出家僧)，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问，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宠衰，帝访方士于左道箓徐知常。知常以灵素对。即召见赐号通真达灵先生。改温州为应道*。灵素本无所能，惟稍习五雷法，召呼风霆，闲祷雨，有小验而已。
灵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治府。神霄玉清王者，主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抚领之。又有仙官八百余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华使。郑居中、童贯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时。刘贵妃方有宠，灵素以为乃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善其事，益加宠信。并从其言，立道学。按：巫术之妖言惑众者，常许人以上界星神下凡为谀辞。人情大抵皆喜誉己而恶忠言，故术者可邀人之宠信。
二月，作上清宝箓宫成。按：世传的扶乩等术，亦于此时最为兴盛。
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宝箓官，命林灵素讲道经。时道士皆有俸，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顷。凡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贫下之人，多买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饫餐，而衬施钱三百，谓之千道会。且会士庶人听灵素讲经，帝为设幄其侧，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媟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
按：灵素新创的道教讲经法会，其规模制度，皆仿佛教组织而来。且曾一度怂恿徽宗，下令江浙一带，夺改佛教寺院为道观，盖为报为僧时被其师笞责之恨也。
四月，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按：此即等于道教教会给予皇帝的对号，隐有宗教超乎帝王*权以上的意味。
十二月，帝言大神降于坤宁殿，作万岁山。帝以未得嗣子为念，道士刘混康以法箓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师西北隅，地协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罔阜。已而后宫生子渐多，帝甚喜，始笃信道教。至是，又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东，筑山以像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
庚子，二年，春，正月，罢道学。林灵素有罪，放归田里。灵素初与道士王允诚共为神怪之事，后忌其相轧，*杀允诚，遂专用事。及都城水，帝遣灵素厌胜，方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梃，将击之，走而免，帝始厌之。然横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于帝。帝怒，以灵素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命下，而灵素已死。
道士林灵素以妖妄异术，见宠徽宗，权势地位，皆盛极一时，但仅五、六年间，即失势而死。且观其事迹，较之历代正统道家的神仙方士，能够全始全终，足为千秋敬仰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灵素所用的道术，原出于道教雷部法术的一部分，自唐末即盛行于闽浙一带，温州与闽北尤盛，直至民国初年，仍有存者。这一派的法术，略近于湖南辰州派的符箓，并非道教法术中的太清大法。然灵素虽以妖异得宠，也因妖言而亡。而自灵素倡“九霄天神”之说以后，使道教于天道观念，更加一层迷惑。元代以后，其说一直流行于道教中，积重难返，只好追认。又因灵为温州人，特别捧上一位同乡的天神温太保，作为道教的护法神，温太保从此即在道教中，永远具有役使*神的权威地位。天神之际，亦深植乡土观念，宁非异事，毋怪人间多重戚故，更无足为怪了。
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崇信王老志、林灵素等的道教，已远非唐代尊崇信仰道教的宗旨，其在幕后导演此一历史性的宗教事件，实际为童贯，蔡京，以及左街道箓徐知常等的*治作用，徽宗唯兴之所至，一如沉湎于金石书画的心理，固自不知所云而为之而已。然而身当国家第一领导的帝王，如果*治思想缺乏聪明睿智的哲学基础，随便一念起因的差错，往往会导致万劫不复的结果，此乃为天经地义不易的法则。徽宗陷溺邪术——并非正统的道教，因之流风遗*，一直影响到他的儿子钦宗手里，更演出不可收拾的悲剧。如史载靖康事实云：
以郭京为成忠郎，选六甲兵以御金。初于龙卫中得京，但因好事者言京能使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使自募兵，无问技能与否，但择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敌攻益急，京谈笑自如云：择日出兵，三日可致太平，直袭击至阴山乃止。孙傅(尚书右丞)等尤尊信之。另有人所募众，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大将。大率效京所为。识者危之。京尝曰：非至危急，吾师不出。事急，迨郭京出御金*，败走，京城陷。帝如金营请降，从此徽钦父子，均为俘虏。
每读史，至宋代徽钦父子昏庸之处，深感当时所为新儒家的理学家们，何以无一人犯颜诤谏，揭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计?岂真所为只以做到“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此便是学问吗?至于佛家的禅师们，当此时期，更是高蹈远引，息影山林，不干与天下兴亡的大计，虽有南宋高宗(康王)时代的大慧宗杲禅师，与岳飞、张九成翁婿暗通声气，但也为时已晚。总之，中国文化的三教精神，在南宋末期历史的，除了文天祥、陆秀夫以外，都甚减色，岂独道教而已哉!
第三节正统道教南宗的崛起
一、张紫阳的丹道
宋代自真宗开始崇信道教以后，正统道家因唐末吕纯阳之肇始，已经迈入道、佛合一，禅、道同参的正统丹道途径。儒家有新兴的理学，禅宗有五家的宗风，道家有丹道的嫡传，从唐代以来，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有更新的运动，在学术思想上，应该算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时期。北宋时期，正统道家嫡派丹道的中心人物，即是后世道教所称南宗丹道祖师的张紫阳。紫阳著有《悟真篇》行世，与东汉时代魏伯阳所著的《参同契》，合为正统道家千古丹经的名著。他以天地为炉鼎，身心为药物，涵容性命双修，撮取道、佛两家修炼的宗旨与方法，以诗词体裁，一一叙说工夫境界的程序，一洗历来东猜西摸，迷离扑朔丹道修炼方法的疑虑。尤其他以《西江月》的词体，写出南方禅宗所标榜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的境界，与唐末以后正统道家见道、成道的精神，完全符合，最为警醒有力。后来历至白玉蟾、彭鹤林等，即为明、清以后道家所尊的南宗七祖。
所谓“南宗”，即以紫阳真人为代表的传统，公认其为主张性命双修的丹法。北宗，即以丘长春所创道教龙门派的传统，相传为专主修性的道家丹法。而南宗在明、清以后，又另有传说，认为是主张男女合藉双修的丹法，于是穿凿附会，阴阳交配，房中采战之术，亦皆附庸于《参同》、《悟真》的著述，标示确有师承根据以图蒙混，诚为紫阳真人始料所不及。但紫阳一派，传至清代，却得一帝王知己的雍正，为他所著的《悟真篇》作序，大加称扬，亦是紫阳真人始料所不及。
《临海县志》云：
宋，张用诚，邑人，字平叔。为府吏，性嗜鱼，在官办事，家送膳至，众以其所嗜鱼戏匿之梁间。平叔疑其婢所窃，归扑其婢，婢自经死。一日虫自梁间下，验之，鱼烂虫出也。平叔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因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赋毕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先是郡城有盐颠，每食盐数十斤，平叔奉之最谨，临别嘱曰：“若遇难，但呼祖师三声，即解汝厄。”后械至百步溪，天炎，沿溪中遂仙去。至淳熙中，其家早起，忽有一道人进门坐中堂，叩其家事历历，随出门去。人以平叔归云，百步岭旧有紫阳真人祠，扁云：紫阳神化处。今废。《山西通志》云：
张伯端，天台人，少好学，晚得混元之道。宋神宗熙宁间，游蜀，遇刘海蟾授以金液还丹之诀，乃改名用诚，宇平叔，号紫阳山人。英宗治平中，随龙图陆公，寓桂林后，转徙秦陇，久之，访扶风马处厚，默于河东，乃著《悟真篇》授处厚曰：“平生所学，尽在是矣。愿公流布此书，当有因书而会意者。”元丰五年夏，尸解而去，住世凡九十九岁。弟子火烧化，得所谓耀金姿者千百粒，大如芡实，色皆绀碧。后七年，刘奉真遇紫阳于王屋山，留诗而去。紫阳尝谓己与*勉中、维扬于先生皆紫微星，号九皇真人，因误校勘劫运之籍，遂谪人间。今紫微垣光耀可见者，六星而已，翼城紫阳宫即其修炼处。《陕西通志》云：
张用诚，号紫阳，尝有一僧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数百里间顷刻即至，与紫阳雅志契合。一日，紫阳曰：“禅师今日能与远游乎?”僧曰：“可，原同往扬州观琼花。”于是同处静室，相对瞑目趺坐出神。紫阳至时，僧已先至，绕花三匝。紫阳曰：“可折一花为记。”少顷欠伸而觉。紫阳曰：“禅师琼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阳乃拈出琼花，与僧把玩，弟子问曰：“同一神游，何以有有无之异?”紫阳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则成形，散则成气，所至之地，真神见形，谓之阳神。彼之所修，欲速见功，不复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无复形影，谓之阴神，神不能动物也。”元丰五年夏，趺坐而化，寿九十有九。
二、白玉蟾与朱熹
南宗丹道至于北宋末期，负传承的道统者，即是白玉蟾。白玉蟾隐于福建武夷山潜修，从之日众。其时朱熹亦正在武夷讲学，彼此师弟之间，互有往来。朱熹外示儒术，内慕道法，屡次想从白玉蟾处讨教丹道，都被白玉蟾婉转拒绝，犹明代王阳明问道于道人蔡蓬头，几遇呵斥，如出一辙。朱熹晚年化名崆峒道士邹，竭力研究《参同契》而无所获，引为终身遗憾，后来虽有白玉蟾的启示，却碍于一代儒学宗师的身份，不能诚恳谦虚请教，所以始终不得其门而入。陶弘景所谓：“神仙有九障，名居其一。”甚矣，名心之难除，良可慨叹!《续文献通考》云：
白玉蟾，名葛长庚，母以梦呼玉蟾，琼州人。年十二，举童子科于黎母山中，遇异人授洞元雷法。后居武夷山，尝自赞曰：“千古蓬头跣足，一年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嘉定中，诏征赴阙，对御称旨，命馆太乙宫，一日，不知所在。后往来名山，入水不濡，逢兵不害，神异莫测，诏封紫清明道真人，有《上清》、《武夷》二集行世。玉蟾自号海琼子，或号海南翁，或号琼山道人，或号蠙庵，或号武夷散人，或号神霄散叟。人云尸解于海丰县。《九江府志》云：
白玉蟾，琼州人，姓葛，名长庚。尝任侠杀人，亡命之武彝，事陈泥丸为道士，自称灵虚童景洞天羽人。善幻，好诡诞之行，往来庐山间，挥洒文墨，信笔而成。山南北诸佳胜，并有题咏，而太平宫为多，嘉定己未冬解化，赐号养素真人。
宋元时期新兴的道教
第一节北宋道教全真道的建立
道教自北宋之末，有南宗丹道的崛起，禅、道合一的途径，已极其明朗。到南宋时期，在北方的民族，长期受困于辽、夏、金、元的动荡局面，国家民族感情，与传统文化精神交相激发，便有王重阳、丘长春师徒的全真道的建立，一变历来神仙方士、符箓法术的道术，提倡敦品励行，修心养性的渐修教化，成为*河南北声势显赫的新兴道派，威名远布。他们与成吉思汗，及元朝开国之初的*策，并元代以后的道教，都有极大的关系。明、清以后的道教，即以全真道为其中坚骨干，是为开北宗龙门派的翘楚。全真道的学理与方法，完全近于禅宗北宗渐修的路线，而且又富有儒家与宋代新兴理学家的精神。他们生当衰乱之世，华夏丘墟，以民间讲学道的姿态，尽力保持国家民族文化的元气与精神，可谓用心良苦，功德无量，而古今学者，依样画葫芦，一律指为释老的异端，管窥陋见，卑不足道，实在有点辜负圣贤，非常可笑。
一、创始全真道的祖师王重阳的事迹
当宋徽宗*和二年间(公元一一一二年)，这位皇帝正在玩他那一套书画、蹴球、修炼神仙道术的时候，在陕西的终南山下刘蒋村中，便出了一位为后世道教全真道的祖师王重阳。他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来修道，改单名为嘉，字知名，道号曰重阳。他自幼便慷慨好义，不拘小节。而且在二十岁左右，便中过进士，很有文名。到了徽、钦二帝做了金人的俘虏，金人又利用刘豫称齐王，定都山西大名府的时期，由此便结束了北宋的王朝，也是南宋的开始。他在这一段时期，故园家国都算完了，如本传称：“当南宋建炎四年，金太宗天会八年，封刘豫为王，国号齐，改元为阜昌初年。抚治河外，不及于秦，岁屡饿，人至相食。时咸阳醴泉，惟师家富魁两邑，其大父乃出余以周之，远而不及者，咸来劫取，邻里三百户，余亦因侵之，家财为之一空。有司率兵捕获，将置之法。师曰：乡人饿荒，拾路所得，吾不忍置之死地。有司贤之，遂释不问，人服其德。金海陵炀王正隆四年，师忽自叹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予犹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后，性少检束，亲戚恶之曰：害疯来。师受而不辞。关中谓狂者为害疯。”因此便自叫自己曰王害疯。不久，便遇吕纯阳化身的点化，就修道了。
本传又说他此后五年中秋，再遇吕纯阳于醴泉。“师趋拜之。众笑言曰：是害疯。安得识真仙师?其人邀师饮。师问其乡闾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秘语五篇，令师读毕焚之。且曰：去东海，投谭捉马。已而，俄失所在，师乃捐弃妻孥，送次女于姻家，竟委而去。行乞于（虖阝）社终南间，举止亦若狂。人莫测也。后别构庵于南时村，起封高数尺，圹深丈余，以活死人目之。又号曰：行菆。以方牌挂其上，书云：王害疯灵位。自作歌曰：‘活死人兮王疯乖，水云别是一般谐。道名唤作重阳子，谑号称为没地埋。来者路不忘怀，行（歹赞）须是挂灵牌。’又于庵四隅，各植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问之?师曰：吾欲使他日四方教风为一，亦如此。”“俄一夕，自焚其庵，村里惊救之。师方舞跃而歌曰：‘数载殷勤，谩居刘蒋，庵中日日尘劳长，豁然真火瞥然开，便教烧了归无上，奉劝诸公，莫生悒怏，我咱别有深深况，惟留灰炉不重游，蓬莱路上知往来。”
他从此携罐行乞东行，当金世宗大定七年间(公元一一六七年)，便到了山东的登州，那时山东属于金国的地方，并非南宋所有。他在宁海的儒者范明叔家，遇到了当地的富豪马宜甫，就是后来重阳门下，称为七真的首徒马丹阳。本传说：
初宜甫梦其南园一鹤从地涌出，师至，同师择地立庵，师指鹤起处，命名全真。全真之名，始于此矣。师欲挽之西游，宜甫家赀钜万。久而未决，其室孙氏尤难之。
他住到马宜甫的家里去，故意显示神异来感动他们，宜甫夫妇便弃家修道了。师为他改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同时又收了谭玉、王处一、郝升等。本传说：
谭玉者，以宿疾来见，师始拒之。玉固请为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顿愈。玉遂黜其妻子而从之。师名以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继有王公者，居半仙山。闻师至，来谒，问答有得，遂师礼之。后往铁查山云光洞。师飞盖致其名号，名处一，号伞阳子。日者郝升，深于易，卖卜于市，师入其肆，背而坐焉。升曰：请公回头。师应声曰：君何为不回头耶?升悚然异之。从至朝元观。师授之二词，以发至意。升大感悟，乃执弟子礼。从至烟霞洞。赐名曰璘，号恬然子。
在这一段期间，他率领门人到昆嵛山，发现烟霞古洞，说是其先世修道的所在。在此又收了一位弟子，便是丘长春，为以后创建弘扬全真道的祖师，曾经为道教及元朝统一中国初期的社会，做了许多福利事业的超人。本传说：
栖霞丘公，年十九。虽已入道，未知所从，盘桓昆嵛。闻师在全真庵，因投谒于斋次。师知其为远器，赠之以诗，赐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自此门人颇集，师以骂詈笞捶磨炼之，稍稍散去。笃志不变者，惟马、谭、丘而已。……师尝顾丘长春曰：此子异日地位非常，必大开教门者也。
当金大定九年四月间，宁海周伯通，请师到其家，创立金莲堂，与金莲会。同时他又感化了马钰之妻孙氏，赐名不二，号清静散人。所以后世称全真道的七子，又有称为金莲正宗的。在这一段时期，他又在莱州设立平等会，由此远近闻风，参加入会的便有千余人了，他自作榜文云：
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静之元，为玉华金莲之根本，作三光七宝之宗源。普济群生，偏拔梨庶。人人愿吐于*芽，个个不游于黑路。玉华者，乃气之宗。金莲者，乃神之祖。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子母相见，得为神仙。然则，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真功也。修仁蕴德，济贫拔苦，先人后已，与物无私，真行也。又自作有《金莲定分疏》、《开明疏》、《三光疏》、《玉华疏》、《平等会规矩》及诸诗篇等等。其余理论，则见于他们弟子们所集的《重阳立教十五论》一书。
这一段时期，他多往来于登州、莱州之间，并且也到过南京，但都是在金国的范围，并没有到南宋来过(那时南京属于金十九路，南京留守司治开封。)同时又收了刘处玄为徒，号长生子。于是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王伞阳、郝恬然、孙不二，都归教席，“七真”之名，从此兴盛。到金大定十年正月四日坐化，享五十八。到元朝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元朝追褒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有遗文及全真前后《韬光集》行世。他临殁的时候，嘱戒弟子勿哭，自己作颂说：“地肺重阳子，呼为王害疯。来时长日月，去后任东西。作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一灵真性在，不与众心同。”他颂毕而坐。弟子们恸哭失声，他忽又开目说：“何至于此?”便再嘱马丹阳等后事，“付之密语，勿轻之”，并且要马丹阳到关西教化他的乡人。后来马丹阳等四人，扶师灵柩，归葬终南山下刘蒋村，而且庐墓三年，如丧考妣。然后才各散处四方，各从所志。马丹阳便嗣其教化。从开创全真道的祖师王重阳的事迹看来，如果推开神仙的道业而不谈，另从国家民族兴亡的角度，来看衰乱时代中仁人志士的用心，便会使人发生无限的感慨。假使用历史的观点来追论，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列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佛、龙树菩萨、马鸣菩萨，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图(Plato)，犹太的耶稣(Jestls)，阿拉伯的穆罕默德(Muhammed)，有的在哲学上名垂万古，有的在宗教上与天地同休，他们建立了不世的功业。但是，这些伟大的超人们，生当其时，没有哪一个不是遭逢时世的衰乱，由于*治、社会衰败的反应，而另觅人生究竟的道路而来的。至于借此而寄情物外，将一片悲天悯人的血泪，洒向虚空的，其心尤可令人悚然起敬。
少年的王重阳，是一个有丰富学问的人，而且任侠重义，豪气凌云。他生当衰乱之世，自己眼见要遭遇到亡国灭种的痛苦，况且正当“南渡君臣轻社稷”的时代。时势环境迫得他无力挽回绝对的颓势，便只有创教立宗，以保持文化精神在宗教社会之间了。所以他便不得不自己活埋，号为“活死人”和“疯子”。至于说他所遇的师父，是吕纯阳的化身，命他向东去创教，又吩咐他密语，他临死又吩咐马丹阳密语。如果除开嘱咐修道的密诀外，谁能证明七百年前，他们师徒所说的是什么?究竟是为道或为国?自然都是疑案了。总之，没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和以学术思想自任的大宗师们，他们是绝无用世之心的人。只是不像英雄们有治世取天下之心，而却都有救世平天下之志。不过所走的路线，和所取的目的和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例如宋人有反游仙诗说吕纯阳的：“觅官千里赴神京，得遇钟离盖便倾。未必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虽然是别有寓意的幽默话，但是也确有至理，发人深省。
当南北朝之间，少数民族崛起西北，以石勒、姚兴等的酋长之雄，如果没有神僧佛圆澄，和高僧鸠摩罗什等的教化，不知道还有多少生灵，受其涂炭。当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以素无文化基础的民族，除了依赖武力征伐以外，根本不懂文化和*治的建设，如非丘长春师徒教化其间，他祸害之烈，恐怕又不止如元朝八十余年的情况了。这笔写到全真道的事迹，又不胜有观今鉴古之叹!元代的道士赵道一编著《王重阳传》后的系语，也同有此感。他说：
皇不足则帝，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霸，霸又不足，则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杰生中土，转浇漓以宗太朴，化顽犷以慕无为。一师倡之，七真和之。猗欤盛哉！时当今之有国也。力不侔于五胡，德弗逮于拓跋，绵绵之运，信罔有矣!然天启玄元之教，俾福被于群生。斯道无丧，以至今日，全真之功也。
这一段的评语里，便说到元朝“力不侔于五胡，德弗逮于拓跋。”不但谈不上王道，即如退而求其次的霸道，也够不上。元朝的统一中国，只能说是武力上的幸运。他言下对于重阳真人师徒的推崇备至，也就是对于宋朝一代的人物，有不胜遗憾之叹!
二、丘长春与成吉思汗的因缘
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这都是他师父王重阳真人为他取的名字。他是山东登州栖霞县的人，当金熙宗大定七年间，他方十九岁，居昆嵛山修道，而遇王重阳，便依之称弟子。重阳当时赠以诗曰：“细密金麟戏碧流，能寻香饵食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对于他的器重，由此可见。他追随依止于重阳，不过四年，重阳便即坐化。临殁吩咐他听学于马丹阳，他便随马丹阳、谭长生、刘长生等四人，护重阳灵柩，归葬终南山下，并且随丹阳等庐墓三年，极尽师弟之礼。后来他便独居于磻溪、龙门七年，专志修道，备尝难苦。后世道教的龙门派，俗称北派的，就宗于他修道于龙门而定名。他在这几年中，对于修道的心得，随时作成诗歌，因此流开去，声誉便逐渐隆盛起来。因金朝的京兆统*夹谷公礼请，遂还归终南，弘扬全真道。金世宗二十八年，召请人见。世宗向他求道，他便先说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难。又说：
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尔。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谲诡幻怪，非所闻也。
金世宗对于他，非常重视。先安置他在万宁宫之西，一年之中，屡次召见。他急急请求还山，到了是年八月，才放他还终南山。赐钱十万，他都辞而不受。二十九年，世宗死后，他便于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年)回到故乡栖霞，大修道观，安置徒众。当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兴定三年(公元一二一九年)的时期，他住在莱州的昊天观。那时山东大部分的地方，都被南宋收复。宁宗久闻他的道望，便遣使召请南行，而且命令大帅彭义斌派兵保卫起行，他都辞谢不去。地方官怪而问他的原因，他便说：“吾之出处，非若辈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到了那年的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征的途中，从奈蛮国遣近臣札八儿、刘仲禄，远涉间关险阻，到山东来请他西去。本所载成吉思汗写给他的制诏说：
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是以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戎，悉称臣佐。任大守重，惧有阙*。且夫刳舟剡楫，将以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三九之位，未见其人。伏闻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究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遗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臣，备轻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远行为念。或忧民当世之务，或恤朕保身之术。朕得亲仙座，惟先生将咳嗽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这一篇制诏，当然不是成吉思汗的手笔，那是不用推想可知。但是他的渴望之诚，和卑辞厚礼，却跃然纸上。按明陶宗仪著《辍耕录》原文，还较为详细，但大体不外这些恳切的情辞。而且刘仲禄奉命为请师的专使，其初一路行来，还不知道丘长春在山东那里，本来想带兵五千，专来迎请。后来经过金朝西北驻*和边臣的劝告说：正当两国议和，恐怕金人惊扰。才只带蒙古亲兵二十人，一路探访，来到登州。丘长春却一反常态，立即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选弟子中可以从行的，共计十八人，便于(公元一二二○年)二月北行到了燕京行省(北京)。他所经过的地方，大家争求他的文笔诗颂，只要有此一纸，就可免了元兵的杀戮。后来元朝用兵中国，人们都求丘长春全真道的庇护，犹如清末时期，国人求庇于外国教士一样，真是历史上一件异事。
丘长春到了燕京的时候，成吉思汗的西征行程，已经更加辽远。据《辍耕录》等的记载，他便进表陈情，奏请不去。如原表云：
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诸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衔霜，图其一见，盖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澒洞。天气苍*，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奈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命。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龙飞年三月日奏。
到了十月间，成吉思汗在邻近印度的边境，遣使奉诏回邀西去，如原诏云：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元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固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阳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缘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
他由此便不辞险阻，远涉沙漠，追随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历时四年，经数十国，行万有余里，《元史》称其：“蹀血战场，避寇绝城，绝粮沙漠。”于公元一二二二年，到达邪迷思干城。再过铁门关。才在雪山之阳，与成吉思汗见面。居住一年以后，他自北印度的边境返国，成吉思汗派骑兵数千，护送他回燕京。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又敕修白云观，合而为一。并以万岁山、太液池赐之，改名为万安宫。
在我们的历史上，当六朝的时期，前秦苻坚为了迎接高僧鸠摩罗什东来，专为他发兵七万征服龟兹国，才得到了罗什大师。后秦王姚兴，而且又为了大师，于弘始三年(公元四○一年)派兵灭了后凉，他才到了长安。在此以前，苻坚为了争取道安法师，及习凿齿等学者，也不惜用兵十万，进攻襄阳，硬把他们俘去。历史上为了一位学者大师，至于兵戎相劫，而且还因此攻城灭国，实在为千古稀有的事。但是那是为了争取另一外国的学者大师到中国来传法的举动。至于唐代玄奘法师，为了求法，在交通阻塞的当时，单人渡戈壁沙漠等地的险阻，远到印度去留学十八年，声名洋溢中外，功业长留人世，这也是一件永为世人崇拜的事实。可是人们却遗忘了当成吉思汗武功鼎盛的时期，他远自印度边境，也为了一位学者道士，派兵东来中国，迎接丘长春。而且更忽略了丘长春的先见之明，他不辞艰苦地到了雪山以南，是为得预先布置，保持民族国家文化的统。这是多么可歌可泣，而且含有无限悲愤的历史往事!因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历史学者们轻轻地一笔抹煞，无奈不可乎!
三、丘长春如何感化成吉思汗
翻开历史的记载，自秦皇、汉武，海上求仙以来，并唐、宋的帝王，误于神仙方术者，屡见不鲜。丘长春以全真道的大师，成吉思汗呼为神仙而不名，而且经过如此艰难的请去，他应当传些长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术了。事实上，并不如此。他教给成吉思汗的，却都是中国正统学术，儒、道两家忠孝仁义的话。尤其谆谆劝其戒杀而治天下。这比三国时期于吉、左慈等方士之流，想以方技动人的，就不知高明到多少倍了。《元史·释老传》载：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
同时，丘长春又把握许多机会，对于成吉思汗，加以机会感化。如本传载：
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奠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而震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岁癸未，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踣。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
成吉思汗既赐给丘长春以虎符玺书，在过去中国帝王的习惯上，便算是等于列土封侯的荣宠。在某种情形之下，他凭这些东西，就可以便宜行事的。丘长春以间关万里之行，换得虎符玺书而归，不但为道家文化，增长声威。而且他们师徒，还凭此服务战地救了许多自己国民的生命，不使死于元兵的凶残淫掠之下，这更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一件事，如《元史·释老传》载：
时国兵(元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罗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后来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时期，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其余的门人，分符领节，各据一方，执掌他的教化，也庇护了多少国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一三一○年)还加赐金印。当国家有难，受异族统治之下，一个新兴的道教宗派，做了许多保存民族命脉的工作，追怀千古，实在应当稽首无量。
全真教传授源流表
王嚞重阳———马钰丹阳——于志道洞真——李道谦天乐——孙德彧开玄
——杨明真碧虚——李志远无欲
——谭处端长真
——刘处玄长生——于道显高峰——孙伯英
——王志明
——崔道演真静——张志伟天倪
——王志深
——丘处机长春——尹志平清和
——王志坦淳和——张志敬诚明
——樊志应重玄
——宋德方披云——祁志诚洞明
——秦志安通真
——申志贞洞元
——李志全纯成
——李志方重玄——霍志真寂然
——陈志益重显
——刘道宁真常——禇志通伯达
——房志起冲虚
——王处一玉阳
——郝大通广宁——范圆曦玄通
——王志谨栖云——徐志根洞阳——孙履道明德
——张志信消遥
——姬志真知常
——孙不二清净
全真教历任掌教表
姓名号藉卒年或掌教时代寿数
王嚞重阳咸阳金大定十庚寅卒五八
马钰丹阳宁海州岳大定廿三癸卯卒六一
谭处端长真宁海州盎大定廿五乙已卒六三
刘处玄长生东莱叠豢和三癸亥卒五七
丘处机长春登州元太祖廿二丁亥卒八十
尹志平清和莱州元宪宗元辛亥卒八三
李志常真常开州元宪宗六丙辰卒六四
张志敬诚明安次元至元七庚午卒五一
王志坦淳和汤阴元至元九壬申卒七三
祁志诚洞明元至元三十癸巳卒七五
张志仙玄逸元至元卅一至大德六
苗道一凝和元至大三
孙德彧开玄眉山元至治元辛酉卒七九
蓝道元元至治二
孙履道明德元泰定元二
苗道一凝和元天历二至元统元
完颜德明重玄元元统三
元代敕封天师道与其他
元代立国之初，由于全真道丘长春的影响，朝廷内外，虽笃信西藏密宗的喇嘛教，亦曾有毁道教经典的事件，但对于儒家的孔子，与世居龙虎山的天师道，却能仍循宋代故事，又加敕封，而正其名为正一教主。元朝尊封孔子的敕文，有云：“先孔子而圣，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非孔子无以法。”不但为元朝增加不少光采，同时也为历代尊崇孔子的颂词中，无出其右的赞评。至于敕封张天师的经过与事实，如《元史·释老传》所载云：
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廷臣郊劳，待以客礼。及见，语之日：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今矣。因命坐，锡宴，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觐，世祖尝命取其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叹久之。二十九年卒。子与棣嗣为三十七代，袭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觐，卒于京师。元贞元年，弟与材嗣为三十八代，袭掌道教，时潮啮盐官、海盐两州，为患特甚。与材以术治之，一夕大雷电以震，明日见有物鱼首龟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见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武宗即位，来觐，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锡金印。仁宗即位，特赐宝冠，组织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为三十九代，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如故。
此外，金元之际，在*河以北，尚有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萧抱珍创立的太乙教。皆不备述。
普及民间道教观念的两部书
元明之际，中国文学的趋向，已由汉文、唐诗、宋词、元曲的演变，到了明代，遂流行语体小说。自元代罗贯中著《三国演义》以后，关羽、诸葛亮都变为聪明正直的天神。继之又有《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的出现。从此而使道教的天、人、神三种关系的观念，普遍传布，永为后代中国民间社会的共同崇奉，对于道教天神信仰的宣传，最为有力。《西游记》的故事，以唐代佛教的高僧玄奘法师为主角，借用他留学印度的事实，演成唐三藏西天取经的经过，衬托道家修行炼丹成道的宗旨。《封神演义》则以历来道家所崇拜辅助周武王开国的姜尚(子牙)为主角，演成人与天神之间的关系，充分表现行善得道，作恶受报，褒扬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天人合一的中国宗教精神。这两部小说真正的作者，现代学者虽有考证，但都仍有问题。据道佛两家历来相的观念，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站在道教立场来赞扬佛家的解脱。《封神演义》的作者，是站在佛教立场来赞成道家的精神。但无论如何，明代以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观念，以及对道、佛两教的认识，都由于此二书而来，乃至一般知识分子，亦附会因袭，始终不加深究，故对宗教思想，产生许多可以发噱的误解。
明清时期的道教
明太祖与周颠
中国历史，自秦、汉以后，任何*治清明的国家升平阶段，其思想与治术，大都有一共通原则，即“内用*老，外示儒术”。且看每逢国家变故，起而拨乱反正的世代，多半有道家的人物，参与其间的现象，这几乎已成为过去历史的定例。当明太祖朱元璋起义时期，除刘基、宋濂等人外，参与其间的道家幕后人物，尚有著名的颠仙周颠。其人以游戏风尘，装疯作呆，周旋于残暴成性的朱元璋幕后，与朱元璋的生命事业，都是休戚相关的。甚之后来朱元璋并尊道、佛两教，亦因之已深结因缘，其事虽为正史所不载，但朱元璋曾经亲自为他撰文，记叙事实的真相。读其行文语气，确是出于朱元璋的手笔，后人亦信以为真，当无疑问，兹录之以明始末：
明太祖《御制周颠仙人碑记》云：
颠仙，周姓者，自言南康属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岁，因患颠病，父母无暇常拘，于是颠入南昌乞食于市，岁如常，更无他往。元至正间，失记何年，忽入抚州一次，未几，仍归南昌。有时施力于市户之家，日与稠人相杂，暮宿闾阎之下。岁将三十余，俄有异词，凡新官到任，必谒见而诉之，其词曰：告太平。此异言也，何以见?当是时，元天下承平，将乱在迩，其颠者故发此言，乃曰异词。不数年，元天下乱，所在英雄据险，杀无宁日。其称伪汉陈友谅者，帅乌合之众，以入南昌，其颠者无与语也。未几，朕亲帅舟师，复取南昌，城降，朕抚民既定，百归建业。于南昌东华门道左，见男子一人，拜于道傍，朕谓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颠者。朕三月归建业。颠者六月至。朕亲出督兵，逢颠者来谒，谓颠者曰：此来为何?对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则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务以此言为先。有时遥见以手入胸襟中、以手讨物、以手置口中，问其故，乃曰：虱子。复谓曰：几何?对曰：二三斗。此等异言，大概知朕之不宁，当首见时即言婆娘反。又乡谈中常歌云：“世上甚么动复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动得婆娘队里人。”及问其故，对曰：“你只这般，只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终日被此颠者所烦，特以烧酒醉之，畅饮弗醉。明日又来，仍以虱多为说。于是制新衣易彼之旧衣，新衣至，朕视颠者旧裙腰间藏三寸许菖蒲一茎，谓颠者曰：“此物何用?”对曰：“细嚼饮水腹无痛。”朕细嚼水吞之。是后颠者日颠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颠者居其内，以五尺围芦薪，缘缸煆之，薪尽火消，揭缸而视之，俨然如故。是后复蒸之，以五尺芦薪一束半，以缸覆颠者于内，周遭以火煆之，烟消火灭之后，揭缸而视之，俨然如故。又未几时，以五尺围芦薪两束半，以缸覆颠者于内，煆炼之，薪尽火消之后，揭缸视之，其烟凝于缸底若绵状，颠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无恙。命寄食于蒋山寺，主僧领之月余，僧来告：“颠者有异状，与沙弥争饭，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驾亲往询视之，至寺，遥见颠者来迓，步趋无艰，容无饥色，是其异也。因盛肴馐同享于翠微亭，膳后，朕密谓主僧曰：“令颠者清斋一月，以视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颠者于一室，朕每二日一问，问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饮膳，是出凡人也。朕亲往以开之，诸*将士闻之，争取酒肴以供之，大饱，弗纳，所饮食者尽出之。良久召至，朕与共享，食如前，纳之弗出，酒过且酣，先于朕归道傍侧右边，待朕至。及朕至，颠者以手划地成圈，指谓朕曰：“你打破个桶，做个桶。”发此异言。当是时，金陵村民闻之，争邀供养。一日逢后生者，俄出异词曰：“噫！教你充*便充*。”又闲中见朕常歌曰：“山东只好立一个省。”未几，朕将西征九江，特问颠者曰：“此行可乎？”应声曰：“可。”朕谓颠者曰：“彼已称帝，今与彼战，岂不难乎?”颠者故作颠态，仰面视房之上，久之，稳首正容以手指之曰：“上面无他的。”朕谓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询毕，朕归，其颠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擎之，急朕趋之马前，摇舞之状，若壮士挥戈之势，此露必胜之兆。后兵行带往，至皖城，无风，舟师难行，遣人问之，颠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于是诸*上牵，以舟泊岸，溯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风渐起，又不十里，大风猛作，扬帆长驱，遂达小孤。朕曾谓相伴者曰：“其颠人无正语，防闲之，倘有谬词，来报。”后当江中江豚戏水，颠者曰：“水怪见前，损人多。”伴者来报，朕不然其说，以颠果无知，命弃溺于江中。到湖口，失记人数有十七、八人，将颠者领去湖口小江边，意在溺死，去久而归，颠者同来，问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复生来，对曰：“难置之于死。”语未既，颠者猝至，谓朕欲食。朕与之食，食既，颠者整顿精神衣服之类，若远行之状，至朕前鞠躬舒项，谓朕曰：“你杀之。”朕谓曰：“被你烦多，杀且末敢，且纵你行。”遂糗粮而往，去后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战之后，回江上，星列水师以据江势，暇中试令人往匡庐之下，颠者所向之方，询土居之民，要知颠者之有无。地荒人无，惟太平宫侧，草莽间，一民居之，以颠者状。示问之民人，对曰：“前者，俄有一瘦长人物，初至我处，声言：好了，我告太平来了，你为民者，用心种田。语后于我宅内，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卢，莫知所之。”朕战后归来，癸卯围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两浙，丙午平吴越、下中原、两广、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觉显者至，自言于匡卢深山岩壑中见一老人，使我来谓大明天子有说。问其说，乃云国祚殿廷仪礼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虚诳者多，朕驭宇内，至尊于黔黎之上，奉上下于两间，误听误见，恐贻民笑，故不见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庐，意在欲见，朕不与见，但以诗二首寄之。去后二年，使人询之，果曾再见否?其赤脚者云：“不复再见。”
又四年，朕患热症，几将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颠仙人遣某送药至。朕初又不欲见，少思之，既病，人以药来，虽真假合见之。出与见，惠朕以药，药之名，其一曰，温良药两片，其一曰，温良石一块，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盏子内吃一盏便好。朕遂服之，初无甚异。初服在未时间，至点灯时，周身肉内搐掣，此药之应也。当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过三番，乃闻菖蒲香，盏底有丹砂沈坠，鲜红异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在天池寺，去岩有五里余，俄有徐道人来，言竹林寺见，请某与同往，见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顷，一披草衣者入。某谓天眼曰：此何人也?对曰：此周颠是也。方令人主所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所作热，尔当送药与服之。天眼更云：我与颠者和人主诗。某问曰：诗将视看。对曰：已写于石上。某于石上观之，果有诗二首。”朕谓赤脚曰：“还能记乎?”曰：“能。”即命录之，粗俗无韵无联，似乎非诗也。及遣人诣匡庐召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复以是诗再观，其词其字，皆异寻常，不在镌巧，但说事耳，国之休咎存亡之道已决矣，故纪之，以示后人。
明成祖与武当山的张三丰
明初有太祖朱元璋与其神仙朋友周颠的一段渊源，已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到明成祖称帝的时期，忽又醉心倾慕习俗传闻，对活了两三百年的神仙道人张三丰，不但屡下诏书访求，并派遣使臣到处寻觅。后来又在湖北武当山为张三丰大兴土木，建设武当成为道教的胜地。因此道教在明代，又平添武当张三丰的一派，以身心内炼金丹，达成性命的双修的丹法为主。明末以后，直到现在，其流风遗被，凡言武术技击，气功吐纳、内功导引、男女采战等江湖术士，无一不附会于张三丰而尊之为嫡传的祖师。声名之隆，影响之大，自吕纯阳以后，所有著名神仙方士，尚无出于其右者。且武当道士，自明代以后，又巍然自成一派，与“全真”、“正一”等家，分庭抗礼，互不相下。武当道观亦以供奉真武大帝为主，其旨趣虽略同于“全真”，实则大异于唐、宋道教的崇拜对象。据湖北地方轶闻，武当道观的真武大帝圣像，实为明成祖自己的塑像，但故作长发仗剑，俨如天君神帝的形状。究其动机，最初因闻其侄建文皇帝逃匿为僧，隐于房县。房县原位于武当山脉，故兴建道观供奉真武，作为压胜的象征。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若以成祖的为人而论，其大兴武当道观的事实内幕，是否可能存有其他隐秘作用，诚难遽下断语。至于三丰与武当之因缘，是适逢其会，因此得一跃而为后世道教武当派的祖师，宁非神仙奇遇!《明外史》本传云：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其号也。以其不饬边幅，又号张邋遢。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日不食，书经目不忘，或处穷山，或游市井，能一日千里，嬉笑谐谑，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时五龙南岩繁霄俱毁于兵火。三丰去荆榛，辟瓦砾，与其徒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行游四方。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遍觅之不遇，后居宝鸡之金台观。一日，自言当辞世，留颂而逝。县人共棺敛之，及葬，闻棺内有声，启视则复活。乃游四川，见蜀献王。复入武当，历襄汉，不常厥处。永乐中，成祖遣给事中胡潢偕内侍朱祥赍玺香币往访，积数年，穷陬僻壤皆到，迄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候信等，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数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岳太和山，设官铸印以守，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后学道于鹿邑之太清宫，与里人张毅相习。毅四世孙朝用，尝游宝鸡遇三丰，问：“汝家名毅者为谦?”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见其始生时，今孺子亦渐长，努力读书，官可至三品。”后亦符其言。天顺三年，英宗赐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然竟莫测其存亡也。《武当山志》云：
三丰号元元子，又号张邋遢，辽东懿州人，张仲安第五子也。寓居凤翔宝鸡县之金台观修炼，忽留颂而逝，士民杨轨山殓之，临窆复生，以一小鼓留其家。入蜀转楚，或隐或现，有问以大道者，专以仁义劝人，事皆先见，往来鹤鸣山，半岁失所在。尝至甘州张指挥家，遗一中袖及葫芦。天顺间，甘肃总兵官王敬患中满疾，诸医不能疗，以中袖火煨服之愈。后葫芦忽自震碎，留杨氏小鼓，虽戛大镛不能混其声，后亦亡去。又旧志载张全一号三丰，相传留候之裔，洪武初遍历诸山，搜奇览胜，乃至武当结庵，常与耆旧语云：“吾山异日与今，大有不同。”命丘铉清住五龙、卢秋云住南岩、刘古泉杨善澄住紫霄，又结庵展旗峰北曰：“遇真宫*土城内曰会仙馆。”语弟子周真德曰：“尔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时来，非在予也。”洪武二十三年拂袖长往，不知所之。二十四年诏遣三山高道，清理道教曰：“元元者可请来。”永乐十年，遣使致香书，屡访不获。正统元年，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
明末清初道家派别的分支
明末清初，儒、释、道三家之学，亦随国运而有变动，宋明新儒家的理学，自王阳明以后，已如强弩之末，学说过于支芜。禅宗自密云悟、破山明、汉月藏以后，也多流于口头禅，极少真参实证之辈。道家亦自吕纯阳、张紫阳以后，主要化分为四派：明嘉靖间，新兴东派，从陆潜虚等为主，以双修为尚；清咸丰间，又有西派产生，从李涵虚为主，以性命为宗，南派则远承张紫阳，旁出多门；北派自丘长春以后，即成为道教北宗龙门派的砥柱。此外，有伍冲虚、柳华阳师徒为主的伍柳派，专主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内功丹法，以断欲而修证身心气脉，幻出化身以成神仙正果，其说似是而非，不胫而走，不久即普遍流民间。自清初以至现在，几已淹没数千年来正统道家神仙方士所有的学术，实为正统道家的枝指，不及详论，但一二百年以来，凡言道家修炼的丹法，莫不奉之为金科玉律，仙才衰落，辨正无人，殊可叹息。至于师承不同，各立宗旨，凡此各派，因限于篇幅，亦不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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